漢朝通夜郎後，消息傳到西夷各國，讓邛、笮等國看到了漢朝實行和平內屬政策的誠意，從而在司馬相如通西夷時，多數國家都表示願意像夜郎及南夷諸小邦一樣，在同等條件下內屬。最終使開辟西南夷的大業，在幾乎未受幹擾的情況下即能較快地完成。事實表明，即使在二十年後，漢朝討伐南越，雖然激起了且蘭等國的反對，但卻得到夜郎國的擁護，進而保持了西南夷大局的穩定。無疑這正是漢朝和平內屬政策的勝利。
與此相應，漢朝對夜郎國及西南夷的治理，采用“以其故俗治”的方針。“故俗”，指的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情風俗、語言文字、原始宗教信仰、社會組織形式及其生活習慣，等等。由於與中原的差異很大，漢朝在設郡置縣、派遣流官後，對於夜郎及西南夷諸國的“故俗”基本上不加幹預。比如夜郎王位的繼承，即由武僰支係傳承。自多同彌始，傳同彌匹、再傳匹鄂莫，直至第二十七代孫莫雅邪因叛亂被廢時方才終止。而在夜郎及諸邑，還有自己獨立的武裝力量。設牂牁郡前固是如此，滅南越之前，“上使馳義侯發南夷兵”，表明南夷各國仍有自己的軍隊。且蘭叛亂未成，漢軍“斬首數萬”，說明且蘭當時掌控的武裝並不少。設郡之後，仍複如此。漢昭帝時，“句町侯亡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曾率軍參與漢朝平叛。至漢成帝年間，夜郎與句町、漏臥之間發生戰爭，更表明漢王朝在夜郎及其各部實行郡縣製後，並未強迫同化，而是認可其“故俗”。
一方麵“以其故俗治”，另一方麵，“毋賦稅”，即在夜郎及諸邑不征收賦稅。漢朝在開通南夷道時，采納唐蒙上書時提出的政策，即“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動用的都是巴蜀地區的人力和財力、物力。根據《漢書》的記載，內地百姓還要為開邊出口錢、增繳算費。“產子三歲則出口錢”二十三文。算賦也從文帝時的四十錢增加“三十助邊用”。可見，開辟西南夷的整個過程，其費用都為內地繳納，非取自夜郎及西南夷任何國家。漢朝對遷至南夷墾殖的“豪民”，要求“入粟縣官”，由都內付錢，帶有強製性。但對夜郎百姓，從未有此要求。
這樣的政策出現在西漢武帝時代，的確開了中原王朝民族政策的一代新風。不但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團結，使夷、漢民族之間的關係趨於融洽，有利於漢文化在邊疆地區的傳播，而且對夜郎民族文化自身的獨立發展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正是在文化互動、尋求和諧的過程中，夜郎地區的經濟文化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三、打開山門：吸納異質文化的重大舉措
“蜀郡”銘鐵鍤
夜郎民族與周邊文化及中原漢文化的交往，其實自商周時代即已開始。夜郎統治民族武僰支係本從巴蜀遷徙而來；六祖分支後，武、乍二部又與夜郎民族融合，可見夜郎文化與巴蜀文化、滇文化至少在先秦時代是同一個文化係統。我們今天在三星堆的考古發現及石寨山、李家山等滇文化出土文物中都能找到與夜郎文化的不少相似之處，都證實了這一點。又由於夜郎文化主要由夷、濮、越三大族係共同創造，所以夜郎文化中實際上也包括了濮越人長期創造的牂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