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不算，劉瑾對他的報複不時在威脅著他；思州太守甚至差人前來淩辱他。幸得當地夷人保護，路見不平，打走了這幫“挾勢擅威”的差役。夷人的救助，讓王陽明真切地感受到了夜郎人人性的善美。他們不僅保護了王陽明，使他免受羞辱，也令他增長了生活的勇氣。他們發現他居住的岩洞陰濕，立即“伐木為材”，為他另構新居。他把這裏稱為“何陋軒”，辦起了“龍崗書院”，開始設帳授徒，作為對夜郎人的回報。危難之中的王陽明，開始同夷人們打成一片。他們還為他建了“君子亭”、“賓陽堂”，他的心境忽如雨後又見晴空，心情也隨之開朗。
“禮失而求諸野”。王陽明離開了烏煙瘴氣的官場，不曾想，來到這夜郎故地，卻看見了別一世界。最令他感激的是，貴州宣慰使安貴榮，這位夜郎國統治民族的後裔，對他也是那麼友善。他從不把王陽明當“逐臣”看待，派人給王陽明送來糧食、肉、炭、雞、鵝，還讓人為他伐薪、挑水，甚至以“卿士大夫”之禮待他，贈與金帛、鞍馬等等，還請王陽明為夜郎故地的象祠作“記”。
安貴榮與王陽明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凡遇大事，他都常主動向王陽明求教。
王陽明在龍場三年，正是生活在與夜郎後裔民族濃鬱的深情之中，這同他墜落社會底層、貶謫蠻荒的巨大反差一樣，夜郎人給予他的深情同他在朝廷受到的打擊也構成了巨大反差，尤其同宋明以來一直為士人頂禮膜拜、中明以後則已僵死的程朱理學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這樣，我們對於王陽明之能在龍場一夕悟道，創立了“心學”體係，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們知道，王陽明生當明代中葉，曆憲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自“土木之變”後，明代社會由盛而衰，一方麵是土地兼並嚴重，農民生活無著，社會矛盾加劇；另一方麵是封建專製強化，宦官擅權，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愈演愈劇。至武宗年間，各種矛盾更逐一暴露出來，社會已到了“病革臨絕”之際，滑向了總崩潰的邊緣。而朱子理學所稱的“天理”，對統治階級本身已經完全失去了約束力。而一般研習程朱理學的士人，也不過將理學作為應付八股考試，謀求進身之階的手段，並不想用來涵養個人的道德，以至教化不行，人格虛偽，風氣大壞。最讓王陽明不滿的是：朝廷將程朱理學定為官學，奉為獨尊，凡有違其學旨者即視為離經叛道，被斥之為“異端”。這種定為一尊的禁錮必然導致思想的僵化、學風的固陋，將士人引入循章摘句的死胡同。而朱子的“格物致知”將心、物二者分離開來，否定了主體精神對於認知的作用，心、理分離，知、行分離，進而造成一般士人“坐而論道，不務實際”；有甚者則成為“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之類的假道學。所謂庸儒、腐儒、迂儒及犬儒種種即由此而來，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揭露出來的儒林中種種醜態，莫不為此。這正是“學術之不明”所導致的惡劣後果。王陽明思想由此出入於佛、老之中，繼續去尋找他解開理學這個死結的答案。佛教中國化後的禪宗講“頓悟”，道家主張“內修”，王陽明“援佛融道”的結果，雖沒有完全解決他的問題，卻給了他另一種精神力量，直接地幫助他度過了在龍場碰上的難關，並且成為他後來悟道的思想來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