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龍顏碑
我們知道,自秦漢時起,包括夜郎與滇國所在的南夷即已有了大批漢族移民。漢文化是建立在封建製基礎上的文化;土著居民即夷、濮、越三大民族集團的文化則是建立在奴隸製或部落基礎上的文化。在彼此最初的接觸交往中,兩種文化所必然產生的衝突應多於融入,而這種融入也多是屬於物質層麵的,比如鐵製工具與耕作方式等。至於精神與社會文化方麵,包括政治、法律、宗教、風俗、倫理及心理素質等則影響甚微,甚至沒有什麼變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發生的文化融突中,夷漢雙方不但接受了對方存在的這一事實,而且出於雙方生存及發展的需要,文化融合的需求與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諸葛亮南征之際,據《華陽國誌·南中誌》等文獻記載,益州大姓雍闓“恩信著於南土”、孟獲為“夷漢共服”,都是漢夷文化已開始融合的證明。南征結束後,前述諸葛亮實行的扶植南中大姓的政策,更加快了兩種文化融合的步伐。昭通發現的晉代壁畫墓證實了“夷漢部曲”的存在:墓室北壁繪有身著漢服的墓主南夷校尉,交、寧二州刺史霍承嗣的坐像,四壁各分層繪人物及鳥獸,人物多為墓主的侍從,除著漢服者外,還有不少披氈、赤足、頭上留“指天刺”的夷人形象。夷漢民族的融合最終體現在語言文字、意識形態方麵的影響,如《華陽國誌·南中誌》中所述:“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為姓曰‘遑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夷或為報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其中不但說明南中漢人對於“夷經”的學習與引用,也通過“遑耶”的方式在夷漢之間聯姻,結成兒女親家,彼此的關係已達到親密無間的地步。按照民族形成的一般原理,長期、持續的文化接觸與交往,勢必促使一方或雙方的文化模式發生變化,以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後形成一種既非你、也非我的新的民族。
兩爨碑正生動地體現出這一演變中的過渡階段。一方麵,碑中保存著漢文化的特征,如以漢字書寫,多用異體字、假借字,與內地碑刻相同。《爨寶子碑》用隸書向楷書過渡的書體,古拙渾厚;《爨龍顏碑》用康有為的話說,是“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又如碑文中以質、操、道、行、德、仁等概念品評人物,正是儒、道互補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麵,兩爨碑文字書寫的風格,已可見夷文化產生的影響。康有為在分析兩爨碑的風格時,曾說:“皆在隸楷之間,可以考其變體源流”,“上為漢分之別子,下為真書之鼻祖”。“樸厚古茂,奇姿百出”,“端樸若古佛之容”,“(雖)出於滇蠻,……然其高美,已冠古今”,故稱之為古今碑刻之“神品第一”《廣藝舟雙楫·碑品》,轉引自李昆聲《雲南文物古跡》,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頁)。兩爨碑能達到這樣的高度,無疑與其書法所體現出來的“野、蠻、怪”的風格有關。“野”以不法為法;“蠻”指不合中原儒家文化的另類傳統;“怪”則非尋常可見。這三者其實都來源於夜郎及其西南夷民族的審美習慣及特點。換言之,兩爨碑的出現,既是漢文化在夜郎故地傳播的結果,也是漢夷文化融合的曆史見證。
夷漢文化的融合,早在夜郎時代即已開始。不過那時漢移民不多,因此呈現出“漢變夷”的趨勢。自東漢時起,各種形式的官私儒學在益州、牂牁、朱提三郡為代表的西南夷地區陸續興起,儒家思想開始在南中傳播。隨著蜀漢政權對南中大姓的扶植,儒家文化的傳播更為廣泛,原來的”漢變夷”開始一變而為”夷變漢”。土著民族的漢化成為主流,一些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漢化後也進入大姓的行列。如孟氏及高定元等改漢人之姓都屬於此種情形。
曲靖爨碑亭
兩晉之後,隨著南中長時期的變亂,南中漢族同內地漢文化的交往越來越少,“夷化”的傾向重新抬頭。及至西晉初年,爨氏集團為首的南中大姓遠征交趾,遭至全軍覆沒,南中漢族人口由此而銳減,夷漢融合的趨勢又再變為“漢變夷”。正如史料中所述:“寧州,鎮建寧郡,本益州南中也。……蠻夷眾多,齊民甚少,諸爨氏強族,特遠擅命,故數有土反之虞。”(《南齊書·州郡誌》)這就是說,“至遲到了公元五六世紀之交的南朝後期,南中地區的絕大多數漢族移民已最終完成了‘夷化’,即便是爨氏家族也概莫能外”(《雲南特色文化》第78頁)。例如爨氏家族中一些實權人物爨崇道等,均按照夷地對君長的稱呼,被稱之為“大鬼主”或“小鬼主”,即是這種變化最直接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