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2章 文化融合:夜郎故地的文化轉型(2)(2 / 3)

改土歸流、實行邊郡製後,領主經濟瓦解,地主經濟得到了發展,這當然是夜郎故地社會曆史的一大進步。加上元、明以來“站赤”及“驛道”的開設,集市貿易的繁榮,在衛所屯堡基礎上引起的城鎮的勃興,更大大加速了夜郎故地經濟文化的發展。這無疑是改土歸流的貢獻,因為它打破了土司政權長期控製下造成的夜郎故地封閉和半封閉的局麵,促進了漢夷經濟文化的交流,後夜郎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因此有了被重新激活、衍變及發展的可能。自秦漢以來中央王朝行大一統、郡縣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轉型,在夜郎地區此時才算完成。

不過,這種轉型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結果,這也是後夜郎社會的民族身份出現倒流,從“漢變夷”流向“夷變漢”的根本原因。這一次的倒流與兩漢時期明顯不同,並不完全出於夜郎後裔民族或其他少數民族對漢文化的仰慕和向往,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改土歸流中強製性的手段甚至殺戮,以及改土歸流後封建統治者實行民族歧視與民族壓迫的結果。因此這種“倒流”是不對等的,也是被迫的。封建統治者推行“王化”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同化各少數民族,並不以保護及發展後夜郎文化為指歸。倒流的結果是漢文化成了夜郎故地的主流文化。隨著一些民族的“漢化”,使後夜郎文化大量流失;另一方麵,又由於清朝統治者強行改土歸流,自乾、嘉時起,即引發了多起各世居民族的大起義。特別是鹹同年間的苗侗等民族大起義,更如遍地燃燒的烽火。在清廷的殘酷鎮壓下,少數民族人口銳減,一些族群甚至瀕臨滅絕的邊緣。因此,由改土歸流所造成的民族隔閡與仇恨,又嚴重地抑製了後夜郎時代政治、經濟及文化的發展。

二、七擒孟獲:《三國演義》的搞笑版

夜郎國滅後,至東漢末年,南中大姓崛起。南中正是秦漢以來的西南夷地區,大部分屬夜郎故地。當時對南中政治、經濟及文化能夠產生影響的,主要是來自三個方麵的政治勢力:其一為蜀漢派駐各地的郡縣官員及少量駐軍;其二為漢族大姓,即西漢以來由巴蜀一帶南遷的“豪民”,如牂牁境內的龍、傅、尹、董及謝氏,以及統治益州郡(即滇池、曲靖一帶)的雍氏等;其三是土著勢力,稱為“夷帥”、“叟帥”或“豪帥”,如朱提(昭通)的孟氏家族,統治越雋的高定元等。第二、三股勢力又往往結為聯盟,或通過聯姻方式,稱“遑耶”(親家);有的則使用漢姓,“夷變漢”;在此過程中,也有的漢族大姓與當地少數民族融合,“漢變夷”,成為富有的領主。這種漢夷互變的情況延續下來,使得一些大姓的本來族屬也變得模糊不清,至今尚不能確切地辨別。一些大姓則可能本來就是夜郎各部的上層,如孟氏即為僰人,同夜郎武僰支係可能有親緣關係。據彝文專家王繼超考證,從彝文獻記述的情況看來,當時活躍在南中上層的“夷帥”,除少數如棟蠶、若豆、高定元等外,大多出自自稱為“吐(白)之七勾則”的“白蠻”彝族武僰係統的阿著仇、支嘎阿魯、武色吞、武古篤、武德本、武蒂各部,以及“六祖”中的武、乍兩支,部分也出自六祖係統中的布、默、侯三支,為“烏蠻”係統。諸葛亮南征時所謂“七擒孟獲”中的孟獲,應當也在此之列。不過如《三國演義》等著作中所傳諸葛亮南征時“七擒七縱”的故事,不過是對曆史真實的惡搞。其祖見於漢文獻記載的,還有一位孟遷。當王莽代漢後,因改句町王為侯,引起少數民族不滿,發動起義,孟遷在朱提率僰人響應,數年後才被平息。孟獲即為孟氏傳人。諸葛亮南征之前,此人即在益州大姓雍闓手下做大將。

自劉備接受諸葛亮建議,南取巴蜀,以為基業,建立了蜀漢政權之後,天下遂成魏、蜀、吳三足鼎立之勢。與此同時,劉備還占領了益州、牂牁之地,派駐官吏,經略南中。包括夜郎故地以及今雲貴兩省,都在當時蜀國版圖之內。可惜蜀主劉備在關羽失荊州、並被東吳捕殺之後,不聽諸葛亮諫阻,違背“東聯孫權、北拒曹操”的戰略大計,隻一心報仇,於是親統大軍討伐東吳。結果被東吳統帥陸遜火燒連營,打得大敗。劉備一病不起,於公元223年(建興元年)病逝於白帝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