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各單一民族的形成。中原地區在魏晉以後，即陷入南北朝長期分裂、對恃、戰亂不已的局麵。北方民族在“五胡十六國”之後，紛紛與漢民族融合；南方民族此時也進入大分化、大遷徙、大融合的階段。前述爨氏的情形是如此，東爨烏蠻東進赫章、威寧一帶，勢力直達大方、黔西，形成了烏撒部，與布、默支係夷人一起仍然成為夜郎故地的強族。以烏蠻為核心的夷人多從事畜牧業，尚武，有文字，崇虎，行火葬等，而同出夷人族係的土家族則分布在今川、黔、湘、鄂交界之處，同樣有崇虎及火葬的習俗，所不同者，土家族崇白虎。唐宋時代，土家族中的大姓頗多，其中最著名者如田氏，在數百年間一直成為夜郎故地東區的統治者。濮人早在前夜郎時代即有相當部分同夷、越民族融合，與夷人融合的為“僰”人，與越人融合的稱“僚”人。僚人在唐代即稱為仡佬族，主要居住在夜郎故地的西區及北部，仍然葆有濮人著貫頭衣、穿桶裙、住幹欄式建築、耕田、善礦冶、喜鑄造、能紡績、蠟染、擊銅鼓、打牙、鼻飲、穿耳及喜帶刀等風俗習慣。百越民族至唐宋時期，“古越人的後裔逐漸形成了一些單一民族。操壯傣語的一部分形成了‘夷’、‘僮’、‘金齒’、‘白衣’。操侗水語的一部分形成了‘仡伶’、‘撫水蠻’、‘茅灘’、‘姆佬’，而操黎語的部分形成‘生黎’，他們便是後來的布依、壯、傣、侗、水、毛南、仫佬、黎等民族的先民。”（《貴州古代民族關係史》）而在夜郎故地，這些單一民族以布依、壯、侗、水為多，他們基本上都分布在烏江以南，紅水河以北，唐時即為南中大姓中的謝氏、趙氏及宋氏所統治。長期保留著椎髻、跣足、文身、住平壩或水邊、稻作、住幹欄、貴銅鼓等習俗。不過各單一民族中的習俗已有差別，如布依族婚俗中有“不落夫家”；水族有“搶親”，喜食魚；侗族尚武，喜謳歌，“飲酒以鼻”；而壯族則有蛙崇拜等。而在漢末以後，苗瑤族係也繼續往西遷移，至唐代，已進入威寧、赫章及滇東南文山一帶。苗族喜吹蘆笙，善蠟染，有擊木鼓、喜對刀的習俗；瑤族多住山區，喜狩獵，善染斑布，能歌善舞，好擊銅鼓，行洞葬等。盡管有某些習俗上的差別，苗、瑤民族卻都有崇盤瓠的信仰，顯示出同源共祖、同為一個族係的特點。
眾多單一民族的形成，不僅種類繁多、分化明顯，而且名稱複雜。這是曆史與社會發展的結果，也受地域環境及生產、生活條件的影響與限製。此種狀況的出現，一方麵表明後夜郎時代的社會文化出現了多元共生的局麵，卻又因為環境及曆史的緣故，各單一民族之間經濟及文化的發展極不平衡。其四是唐宋之際，由於政局變化，促進了夜郎故地與中原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唐以後，以夜郎王族後裔參與締造的南詔國在雲貴高原崛起，與中原王朝長期對峙，時戰時和。和時夜郎故地成為中原同南詔之間交易與貢賦的交通要道，戰時朝廷則扶植夜郎故地的地方政權，羅甸等國即為當朝矚目。又遷北方大姓如楊氏、羅氏等入播州，構成黔北八大姓，成為地方實力派，也使漢夷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有了較多機會。宋代以後，由於北方邊患迭起，朝廷無暇南顧，遂實行招撫政策，使各藩國及諸大姓納土內附，尤其是兩宋戰馬奇缺，而夜郎故地盛產烏蒙馬及水西馬，因此買馬成為朝廷同夜郎地方政權的一項主要經濟活動。夜郎故地大量販馬的結果，不僅擴大了同兩宋王朝商品交換的範圍，打破了各藩國及羈縻州閉關自守的封閉狀態，同時增加了夜郎故地的財富積累，刺激了當地的商品生產，密切了同兩宋王朝的關係，因此也有利於後夜郎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當元兵自巴蜀南下，攻入雲貴高原，夜郎故地幾乎所有的藩國及地方大姓，無一不與南宋結為一體，共同抗擊蒙古軍，這也正是後夜郎地區與中原王朝長期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交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