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連年用兵以來，所費軍需銀兩米石，實為浩繁。……又雲貴督撫等會奏派雇長夫，背運軍裝，一時趕辦不及一摺，……辦理之拮據，即此可見。知難而退，知過而改，乃所謂不遠之複。……此番用兵，不獨川陝疲敝，即各省亦不免於騷動。直隸、河南、山西，大兵經過，支應固屬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價昂貴，亦由川米不到。……今惟遵旨迅速還朝，其它概可勿問。倘徘徊不前，將擁重兵於外，欲何為耶？
辣手皇帝，終於露出了本來麵目。如果再問一句，大約就不外乎：你傅恒是不是要“圖謀不軌”？想來，傅恒的“反行為”，到此一地步，就未免“出格”了點，也沒有必要再“演”下去。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
經略大學士接到諭旨，星馳還朝，毋逾三月初旬之期，不可因此稽延時日。……回思上年用事之初，朕實限於不知，小題大做，不知何以辦理至此。經略大學士果能曠觀遠覽，亦當知此舉之不值一辦，轉為重視莎羅奔、郎卡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允降班師，實為至當。經略大學士歸期一日未經奏報，則朕一日不能釋然。著傳諭知之。
令傅恒限期還朝複命，幾乎一日亦不可多待了。
就此件所論籌辦受降一事，上諭：“朕思莎羅奔、郎卡雖雲窮蹙求活，豈不慮及一離巢穴，便成幾俎上物？或令人冒充，先為嚐試，亦未可知”？可以說已經預見其“虛假”的一麵。十二月甲午，傅恒亦嚐質疑：“既雲乞降，而逆酋並未到營；即郎卡果病重，莎羅奔何以亦不親行”？可見其中“奧妙”不少。
先是，大金川莎羅奔遣人赴嶽鍾琪所駐之黨壩軍營，投送甘結，願意遵依六事：一、自今以後，永不敢侵擾鄰番；二、為天朝出兵供役，比各土司益加黽勉，諸事惟命是從；三、從前侵奪鄰番地土盡行退出；四、向來誤犯天兵凶首擒獻伏誅；五、悉行送還從前侵掠內地民人、馬匹；六、槍炮軍器照數獻出。
正月二十八日，嶽鍾琪率兵四五十人親赴勒烏圍山寨，“番人皆香花跪迎，壺漿夾道，至山寨，莎羅奔、郎卡次第叩拜，盡恭上所甘六事款結”。翌日，至大金川經堂，莎羅奔及郎卡依番禮誓於佛前。嶽鍾琪與其訂期二月初五日，至卡撒軍營前納款。
二月初五日，經略大學士傅恒於卡撒軍營外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及郎卡投降。莎羅奔、郎卡永誓不敢再有違犯，呈獻古佛一尊、銀萬兩，傅恒受佛卻銀。受降既，傅恒露布飛報大捷，並於次日班師還朝。
二月十五日，傅恒自大金川報捷奏摺飛遞至京師，途中僅八天而已。因降旨通行曉諭曰：金川平定，莎羅奔、郎卡俯首就降，獻捷班師。
就在金川之役結束的第二年，傳教士劉鬆齡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
四川發生了一個起義，也是上帝對皇帝的懲罰。他派了十萬多滿洲部隊，目的是進攻這些上帝的子民，打敗他們。但是這些起義者依靠很大的膽略把他們打敗了，而且使他們傷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則是所謂軟弱的中國人，打敗了最能打仗的滿洲人。
在接下來的一段話裏，他就說到關於戰爭結局的另一個“版本”：
皇帝失望了，決定撤回部隊。底下的軍官通過私下活動，跟敵人秘密對話，答應給他們很多錢，還派了人質，並給他們無限通商貿易的自由，這本來就是這次衝突發生的原因。要求他們表麵上服從皇帝的權威，請求給予和平。這對起義者有利，他們足以自豪了。對皇帝則不是，為此皇帝在整個中國都被看不起。認為他是一個相當沒有決心和膽怯的皇帝。雖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會像對一個勝利者那樣崇拜他。
這也許足以說明，在金川前線一切都可能發生，莎羅奔也許曾經“乞降”，不過，那也許是主動發起“談判”，因為戰爭本來即不是他的目的，現在已經成為“兩敗俱傷”，繼續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何況他麵對的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呢？
清代政治史之我見
大約兩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會議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應作為清史所的“主導方向”，當作一麵“大旗”來打（針對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與“邊疆民族研究所”之譏）。
2010年，清史所終於召開了清代政治史國際會議，這是一件好事。但通過這次會議，也發現對“清代政治史”的內涵，還有許多不明確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來作進一步的探討（參見有關會議評價的博客）。
一、從“寬嚴之辯”說起（一脈相承回複到蕭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階段劃分——乾隆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