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以前曾有一個政策進取和政府加強時期的話，乾隆十三年以後，許多方麵都出現了政策的“收斂”。
如何定義這一個“收斂”和確定它的範圍呢？糧政無疑是首要的一個，其中包括捐監的停止，流民留養資送製度的廢除，煙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還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買蝗子等“非概可經官辦理”者；
改商業貿易之官辦者為“仍令商辦”，“而官為總攝照看”；
對蒙古開墾發布嚴厲的“封禁令”；
限製和固定“火耗歸公”以來增加的地方行政開支；
恢複屢次免除的米豆關稅；
停議改鑄錢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動帑官辦，（南岸）不若酌從民便，聽其自為修補，等等。
“收斂”的這些內涵是很難用由“寬”變“嚴”來解釋的。盡管由寬轉嚴是一個確實存在的現象，“寬嚴之辨”也成為一個被多次議論的話題，盡管它表示的隻是一種“權謀政治觀”。
二、儒家的“寬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寬”字的不同涵義“寬嚴之辯”的解釋偏差“回向三代”糧政事件
實際上，乾隆初期並不是一味從寬，隻寬不嚴的。比如，處死曾靜、張熙，比乃父要“嚴”；在擴大倉儲上，更有許多地方“嚴”過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諭：
“總之辦理事務，寬嚴當得其中。若嚴而至於苛刻，寬而至於廢弛，皆非寬嚴相濟之道。”
擺明是有其“嚴”的一麵，並申明必要時還須用“嚴”。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寬嚴相濟”的詞語。它主要表現為一種政治手腕—權謀上的東西，一種行政作風的區分。因為在實際政治中，一味寬柔勢必啟臣下窺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諭：“目前奏摺諸臣，一則曰請寬某件雲雲，再則曰請寬某件雲雲，……夫不論其與吏治民生，有益與否，而但覘上之意，以為奏摺辦事之張本。”
終於通過實踐體悟到“《傳》雲：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前不存臆見於胸這樣一些道理。
不過，這樣的“寬嚴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寬政”，已不是一個層麵上的東西。在《經筵禦論》裏，皇帝寫道：
“夫子曆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敏信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為首，《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為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敷政寧人之本哉？”
因此所謂“寬”的對立物也不一定是“嚴”。
從這一角度說，皇上從來沒有改變他“寬”的初衷，這特別表現在對國計民生問題的處理上。《嘯亭雜錄》：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郵運河之決，撥米穀一百十萬石，銀四百萬兩，賑江蘇災；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賑恤，用去帑銀一千四百餘萬兩，甚至超過乾隆八年兩江大災所用數量（參見呂瑞峰論文）。
就此而言，“收斂”隻是一個“頓挫”，不宜把它作隨意的解釋。儒家的宗旨是“養教兼施”、“先養後教”，因此也可以說，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點主要是集中在“養”上，其後就轉入到“教”上去了。
“回向三代”，做中國曆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評價清朝的曆史，特別是政治曆史，隨著“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進展，愈益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不像初看起來那麼簡單。為此我曾在大清史會議上說，如果用三千年的長度來看曆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許就是“統一”；換作二千年的長度，也許就是“盛世”；但如果寫“編年史”，近距離觀察（接近現場），恐怕就不是這些了。因為自始至終，乾隆皇帝都沒把這些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別的，正是“回向三代”，即追求儒家傳統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為什麼提起這一問題？是他所受到正統儒家理念到影響，還是受到其他什麼刺激？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此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清代乾隆朝這一次“回向三代”，有沒有“謀主”？與前代（漢、宋）有所不同，這次行動顯然並非由臣下發動，但在皇帝背後，是否還另有“策動者”或特別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楊名時、方苞、蔡世遠等）？在官僚集團內部，是否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支持者團夥，以作為政策推行的中堅？曾否出現對立的兩個政治派別，甚至造成官僚隊伍的分裂，……等等。顯然，這些都不是所謂張（廷玉）黨、鄂（爾泰）黨一類區分所能說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