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談周達文情況（1986年8月22日北京）
問：請您談談周達文的有關情況，以及您是否知道周達文是貴州什麼地方的人？
伍：周達文同誌是貴州省的人，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的口音就可以聽出來，但是貴州哪一個縣呢？我沒有向他問過這個問題。
1925年10月間，我們一批人，一共有一百四五十人吧，從全國很多的省市集中到上海，大家從黃浦江坐小船到長江口，爬上蘇聯煤船。當時告訴我們，說是如果有軍警來查的話，就說是到蘇聯去當勞工的，，這個時候，周達文的俄文已經很好了。瞿秋白的俄文也很好，還有一個卜世奇，也是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生。我們當時去蘇聯學習的時候，中央派出了兩個人，一個是周達文，一個是楊明齋（華僑，#經在我們黨建立之前，為蘇聯派到中國來幫助建黨的人當翻譯）帶我們這批人到蘇聯去。我們是10月下旬到上海乘船出發的，到達海參崴，已經是冰天雪地了。當時大家都沒有下船，周達文、楊明齋他們兩人下船去領事館聯係，因為事先已有通訊聯絡，知道這批學生要來，所以我們一到，火車票已買好了，他們一接上頭後，我們就上岸，坐上火車。那時候條件很艱苦，也沒有什麼東西禦寒，各人靠一件大衣來維持，就這樣通過了西伯利亞。大概是在1925年11月底到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就把我們帶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校在莫斯科一條街上，街名叫沃爾洪卡大街。周達文同誌到達中山大學後，一直擔任翻譯工作，重要的翻譯都是他擔任，比如斯大林在中山大學的講話。另外，我們原來的校長叫拉狄克，是波蘭人，俄文、德文都講得很好，校長有時召集全校學生講演，講中國問題，講中國革命問題，也主要是由周達文擔任翻譯。總而言之，他在擔任翻譯工作期間，是受到學員尊重的。我同他的關係，主要是從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我就從中山大學到軍事學院去了，以後他的活動基本上不清楚。
據我所知，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他們是反對王明的，因此王明就把他們幾個人當做眼中釘，周、俞、董三人在1937年前後被害。1937年12月，王明、康生從蘇聯坐飛機經過新疆，飛回延安，這事我很清楚，王明回到延安後，我還去看過他。我聽說，王明、康生他們路過新疆的時候，知道俞秀鬆當時在新II工作，王明那個時候很有權，他說："這種人還把他留下來幹什麼，還不把他們幹掉呀。"王明主要通過蘇聯，說這些人不能夠存在，而把他們殺害了。
再一點也可以證實，周達文曾經有一段時間調到遠東的伯力，我也在伯力工作一年多，伯力確有一份叫《工人之路》的報紙，專門反映當地華僑的生活。
周達文是貴州人，我們一聽口音就知道，他不但口齒清楚，思想也很敏銳。他是貴州哪個縣，我就說不清楚了，如果那個時候問他是哪個縣，那還可能記得。那個時候他是翻譯，常同學校領導人接觸，和我們的身份不一樣。我們當學生，和他接觸很少，但是每天在學校都要見麵。周達文是貴州人，這是肯定的，貴州人的發音都熟悉，周林和韓念龍都是貴州的嘛。
周達文的身高和我差不多，一米七左右，長得很端正，很斯文，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
問：如果我們找到周達文的相片，您還能記得他的模樣嗎？能不能辨認？
伍：他的樣子，我當然記得，當然可以辨認。
問：在中山大學，還聽說周達文有別的名字嗎？比如是否叫周達明？
伍：沒有，隻有周達文。至於周達明，這是有些人把文和明鬧不清楚的關係，並沒有周達明這個人，是把周達文念錯了，或者寫錯了。
問：很多老同誌的文章中，寫的是周達文，一些資料上寫的也是周達文，隻有個別的回憶錄寫的是周達明，是否是兩個人？
伍：寫成周達明是錯的，周達文是準確的，也不是兩個人，隻有一個人，隻有周達文，他也沒有用過周達明這個名字。
問：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一書寫的是周達明，周達文是否用兩個名字？
伍：沒有。周達文沒有用過周達明。可能盛嶽也沒很注意，寫成周達明。
問：您聽說過周達定這個名字嗎？
伍：沒有聽說過周達定這個名字。
問：請您談談周達文與瞿秋白一同在北京俄專學習的情況。
伍：這是我後來聽說的，瞿秋白的俄文是很好的，周達文的俄文應該說是很好的，中大重大的翻譯都是周達文，比如斯大林在我們學校講話，他當翻譯，另外校長講大課的時候，他翻譯。那種翻譯很不容易的，一般的，他不是講一段、翻一段的方式翻譯，他是差不多講一個鍾頭，講下來再翻譯，翻譯以後，再講一個鍾頭，再翻譯，大段的翻譯。
問：周達文的夫人張錫瑤是哪裏人？
伍：張錫瑞是河北人，哪個縣的不清楚，張鉍瓏與張錫瑗是姊妹倆。周達文戀愛的對象是妹妹張錫瑞，在蘇聯結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