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針眼是怎麼造成的？是不是日本人為了逼迫他承認他未做過的事情，而采取的一種獨特的折磨方式所致？由於吉米此後一直沒有恢複知覺，所以這個謎團永遠也無法解開了。很多人推測，日本憲兵首先把他打得不省人事，為了讓他蘇醒過來，就把藥物注射到他的體內，他們不停地這樣做，直到他寫下一封字跡潦草的認罪書。得到認罪書後，日本憲兵就把他從窗口扔到了大街上。吉米死後，日本人交給他夫人一張表格，證明他在死前已經認罪。美聯社的東京評論員萊曼·莫林發了一篇關於此事的報道。日本人把他抓進警察局，詢問他消息是從哪裏得來的。不過，日本人很快就把他給放了。國際新聞社的東京通訊員詹姆斯·R.揚也因為在中國的一份電報稿而引火上身。那些戰爭發動者們對這份電報稿十分氣憤，因此把他關進了監獄。除了他們外，包括《紐約時報》的奧托·托利胥斯在內的很多駐日本的通訊員遭到逮捕，珍珠港事件後，日本人還虐待了他們。
那個年輕的日本軍官又來找我了，在他來的前一天，報紙刊登了我被宣判無法登船的消息。他看到我垂頭喪氣的表情後，故意露出一種讓我安心的笑容，並對我說：“讓廣播裏的那些報道見鬼去吧！我要告訴你，你已經被確認可以登上即將在下周啟航的‘維迪’號了。”我問他，日本軍方發表那樣的報道有何用意。他言簡意賅地答道：“麵子。”我仍然感到很迷惘。後來，在抵達紐約之後，我從一個朋友口中知道了真相。那個朋友對我說，他在華盛頓聽說，直到“維迪”號啟航的最後一分鍾，日本人還在想方設法把我留下，但是美國國務院以扣留一個日本銀行家——他是日本政府非常想要回的一個人——相要挾，才逼迫日本人把我放回來。
在“維迪”號啟航的前兩天，有人來向我道別。他是我在日本的一個熟人，我在這裏不便提及他的名字，因為他曾要求我這樣做。他對我說，他畢業於美國一所知名大學，如果我能遇到他的同學，他希望我讓他們知道，他是被迫加入日本軍隊的，他與美國人並沒有任何仇恨。在我來到東方從事新聞工作的這麼多年裏，向我表達過類似情感的隻有兩個人，而他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早上，海倫嬤嬤和一個平時負責管理醫院的中國人來找我。他們對我說，救護車已經到了，我即將被送上“維迪”號。幾分鍾後，加德納醫生也來了。他手裏拿著很多證明，既有我“健康狀況良好”的證明，也有沒有任何傳染病和疫苗接種的證明。要想順利乘船，這些證明是必不可少的。我還獲準從事務長那裏領取一百美元，以供我在船上所用。這筆錢轉自美國國務院和瑞士領事館，以後需要償還。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為了支付醫藥費，我散布在世界各地且沒有被日本人奪去的資產已經全部用光了。我在銀行的業務及賬號，我的辦公室——那裏儲存了大量報刊，稱其為遠東地區最為完整的圖書館也不為過——已經徹底被日本皇軍查封，所以它們對我來說已經一文不值了。當我登上輪船，抬擔架的人把擔架放在我包廂的走廊上時，我立即暈倒了。這是因為，過去幾天，我的神經一直繃得緊緊的，此時終於可以鬆弛下來了。需要指出的是，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暈倒。
我醒過來後，發現自己手裏有一張小紙片。它是我的朋友，一位曾為《僑報》工作過的美國年輕女記者塞進我手裏的。她希望我能早日康複，並祝我一路順風。此外，她請我幫她對她的父母說，不必為她擔心，她渴望登上下一艘返回美國的輪船“格瑞普效”號。然而，她的願望並沒有變為現實，她被禁止登上“格瑞普效”號，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她仍然在上海。在“維迪”號啟航離開碼頭時，有幾百名美國人站在岸邊為我們送行。我在這些人中仔細地尋找她的身影。我發現，所有人都在努力控製自己的情緒，盡量不讓眼淚掉下來。而我的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了！他們全都在祈禱，希望下一艘戰俘交換的船隻能帶他們返回美國，但是直到一年多之後，頑固的日本人才同意第二次交換戰俘。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他們也不會想到，在第一次戰俘交換結束，第二次戰俘交換到來前，日本人把所有在上海和遠東其他地區的美國人全部關押起來，並進行殘酷的折磨，致使很多人喪生；而且，在第二次戰俘交換後，美國就再也沒有同日本交換戰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