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橋監獄的被囚者受到了嚴格的管製。他們沒有任何讀物可以閱讀，還被禁止互相交談。日本看守每隔四個小時換一次班，為了在交班時更方便地清點人數，他們逼迫被囚者緊挨著一排排一列列地坐在地板上。為了表示對日本天皇的尊敬，我們這些被囚者在整齊地坐在地上的同時，還要低頭麵對東京所在的方向。有一些中國籍被囚者經常不顧日本鬼子的命令，悄悄地交談。日本看守發現後，就命令交談者站到牢門口，然後對準他們的頭部，狠狠地打上幾拳。
據我所知，隻有一位西洋人遭過日本看守的毒打。他是一位俄國籍的被囚者，名叫契斯諾可夫。他既不會說中國話，也不會說日本話和英語，正是由於聽不懂日本看守的命令，才會遭到毒打。這個俄國人很年輕，是一位蘇聯公民，他乘船從海參崴來到上海。日本人發現了他，認為他是刺探軍事活動的間諜，就把他抓了起來。
有一次，監獄外的一位朋友給我送來了茶。茶被裝在保溫瓶裏，裝了滿滿一瓶。日本看守把那個保溫瓶交給我，並讓我喝完茶後立即將空瓶子交給他。我自己一下子無法喝完那麼多茶，於是在猛喝一大口後，就讓牢房裏的中國朋友們也喝一些。等大家都喝完後，我就把保溫瓶交給了站在牢房前麵的日本看守。就在這時，怒氣衝衝的日本看守命令我站到牢房門洞前。這個門洞有著特殊的用途：日本看守通過它給牢房裏的人傳遞食物，被囚者吃完食物後再把空碗和空盤子通過它退回去。那名日本看守走到洞口，出人意料地伸出手，惡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
這是我唯一一次遭到日本看守毒打。除了毒打外，牢房裏的西洋人並不比中國人的待遇好。比如西洋人同樣被迫坐在地板上，讓膝蓋承受整個上身的重量。還有就是，所有的被囚者每天都要排隊站好，等待日本看守搜身。日本看守如果在某人身上搜出一片紙或者一根細繩，那麼那個人就不會有好下場了。有一次，日本看守從一位被囚者身上搜出一把指甲刀，這可把大家給嚇壞了。那把指甲刀是牢房裏唯一的一把，每一名被囚者都會趁日本看守不注意偷偷地使用。
有時候，有些被囚者做出違反規定的事情，可日本看守又無法找出當事人。每當這種情況出現，所有被囚者都會受到牽連。日本看守命令所有人按照日本式的坐姿，坐在自己的腳上，同時還要低下頭。後來，大家都把這種姿勢稱為“跪姿新秩序”，因為大家經常會被逼麵對東京所在的方向坐在地上。
我們牢房裏的被囚者，經常被迫坐在自己的雙腳上。有時，大家一坐就長達六個小時或八個小時，以致此後幾天都無法行走。
中國籍被囚者幾乎每天都會遭到日本看守的毒打。一般我們在夜裏聽到的喊聲，就是某個可憐的家夥因為違反規定遭到毒打而發出的。
有一次，一個中國籍被囚者在抽偷偷運進監獄裏來的香煙時，被日本看守發現了。他被打得整整在地上躺了一個星期。後來，這個中國人又得了腳氣。一名日本醫生來到監牢，給他打了一針，他很快就一命嗚呼了。於是我們大家都懷疑，日本人在那一針注射劑中添加了毒藥。
還有一次，日本看守從一名中國籍被囚者身上搜出錢幣。那名被囚者半夜被拖到走廊上，接著頭上、臉上都遭到了一根木棍的毒打。就在日本看守毒打他時，我和身邊的一位英國人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數著日本看守揮棍的次數。當日本看守打到第85下時，那個中國人停止了叫喊，之後可能就斷氣了。因為過於用力，日本看守手中本來約一碼長的木棍，最後隻剩下大約一英寸長。像這樣的木棍，走廊上堆著很多。日本看守為了隨時拿過來使用，就把它們堆在走廊上了。這些木棍有三英尺長，直徑約為一英寸。
我開始被關押在大橋監獄，後來又被送至江灣監獄。在這兩所監獄中，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它們都關押著很多日本囚犯。在這些日本囚犯中，有很多都是年輕人，他們曾在英美公司工作過。據說，日本憲兵打算從他們口中探測出西方人在上海活動的情況，於是把他們抓了起來。我認識一個這樣的年輕日本人，他就被關在我住的那間牢房裏。他叫小野，在上海美商德州石油公司工作過好幾年，還曾多次跟隨油輪前往德州的阿瑟港。在與我交談時，他對日本憲兵的憎恨表現得十分明顯。他總是用輕蔑的口氣稱那些日本憲兵軍官為“樓上的大人物”。除了這些年輕人外，大橋監獄還關押了很多日本兵。他們之所以被關進來，是因為在執勤時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