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與日本兵混得很好的中國籍被囚者說，他們不願意被日本人送到戰火紛飛的馬來西亞，所以才會被抓到大橋監獄裏來。被送到江灣監獄後，我發現那裏關押著大量日本軍人和普通百姓，總共有幾百人。他們被關進來，是因為被懷疑有“危險思想”。我還記得，“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將中國東北地區強行占據，有一位西方新聞記者告訴我，在日本本土，大約有五萬人因為懷有“危險思想”而被關進監獄。後來，這五萬餘人被送到南太平洋各地打仗。
在與大量懷有“危險思想”的日本囚犯談過話後，我發現，他們對日本憲兵的態度隻比我對日本憲兵的態度好一點兒。有一次，就在我所住的監牢外不遠處，一個日本兵遭到了一個日本憲兵軍官的毒打，險些被打死。那個日本兵之所以被打，是因為他稱那名日本憲兵軍官為“馬鹿”。“馬鹿”是一個罵人的詞彙，意思與英語中的“傻瓜”、“混蛋”類似。
在組織體係上，日本憲兵極為神秘。在某些方麵，他們很像德國的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依我看，日本憲兵身上聚集了日本軍人所有的罪惡。從表麵來看，他們擁有無限大的權力。他們經常大言不慚地說，就連軍隊中的高級將領，他們都可以逮捕。不過，我倒從來也沒有聽說，哪一名日本大將曾被他們逮捕過。可以確定的是，日本百姓最痛恨、最恐懼的兵種就是日本憲兵了。
一天夜裏，又有一個倒黴的家夥被日本憲兵抓了進來。他是一個英國人，年紀很大了，身體極度虛弱，幾乎無法站立。日本憲兵把他推到一個靠牆的角落裏。我就坐在他身邊，所以才能看清他的神情。我發現，他似乎正在忍受著劇烈的痛苦。原來，他的脖子生瘡了，而且生了很大幾塊。由於沒有得到治療，這些瘡腫脹起來，使他的脖子隻能歪在肩膀上。後來，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一天半夜，他用胳膊肘兒撞我，詢問我是否會祈禱文。他告訴我，他生長在一個天主教家庭，便信奉了天主教，不過後來將這個信仰放棄了。他說：“我覺得我很快就要斷氣了！”於是，我們一起默默地讀起主的祈禱文。祈禱結束後，他並沒有死掉，反而平靜下來。於是，他簡單地向我講述了他一生的經曆。
他對我說，他是克拉克上尉，英格蘭是他的出生地，他在年輕的時候入伍參軍，後來被派到印度。他的部隊在印度的旁遮普駐防了17年。在這段時間裏，他很少離開軍營。從軍隊退役後，他就來到了上海，擔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調查處處長，一直工作到退休。之後成立了一家私人偵探社。在被捕前，他和夫人居住在上海附近的鄉下。他的夫人是印度人，她每天都要騎腳踏車來回奔波20英裏，給他送飯吃。珍珠港事件後，日本鬼子以從事反日間諜活動為由，將克拉克上尉逮捕。起初，克拉克上尉被關在大橋監獄最肮髒的地方，日本人根本不理他，既不給他送吃的，也不過問他的生死。
當克拉克上尉被送到我居住的那個牢房時，我根本不明白日本鬼子這樣做的用意。幾天後，日本人叫我去樓上回話。審問我的主審官是山本上尉。我對他說，克拉克上尉的病情非常嚴重，需要及時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否則很可能會死在牢裏。聽我說完後，山本上尉伸手在脖子上比劃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說他們應該用刀把克拉克的腦袋砍下來。直到這時，我才知道日本人為什麼要把克拉克上尉關進我居住的牢房。盡管山本上尉不喜歡克拉克，但我的話還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就在當天後半夜，一輛救護車開進院子裏，引起了一陣騷動。克拉克上尉被救護車拉到上海市立醫院接受治療。幾周後，就在我打算乘坐交換俘虜的船隻離開上海前，收到了有關克拉克上尉的消息，有人說他已經痊愈了。我還記得，在離開大橋監獄的那天夜裏，克拉克上尉把他的毛氈送給了我。對於冷似冰窖的大橋監獄來說，毛氈的價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