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今屬安徽）有個剌史，因為貪贓，穢不可聞，李嗣源令他自盡。汴州（今河南開封）有個倉庫的管理主任，是國家功勳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的親戚，帶頭犯罪，形成了一個“倉鼠”團夥。大臣琢磨此人頗有地位，上奏請免一死。李嗣源說：“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王法不能偏私，豈可因為親近而廢！於是所有人都被正法。
有一個朝廷供奉官，在皇上身邊，史稱此人“性貪狡”，性情貪婪狡猾。他奉詔監管倉庫糧倉之類。監管，本來就是要他注意下屬不要以權謀私，但他竟從中受賄，最後被人告發，犯贓下獄。此人跟權貴們來往較多，很多權貴為他說情。但明宗根本不為所動，堅決要求依法處理。最後有一位大臣名叫張從賓，借著稟奏別的事，假裝不經意地說到這位供奉官，曲折地為他求情。
張從賓領忠正節度使（治所在壽州，今屬安徽六安），此時正加官做著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是個虛銜，但是朝廷最高榮譽官銜之一，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相當於禁軍中的步軍總司令。這位大員地位重隆，巧舌如簧，但被明宗看穿，回應他說：“非但爾言，蘇秦說予，亦不得也！”
今天別說你來替那廝說情，就是蘇秦來說我，也不可能！蘇秦，乃是戰國時掛六國相印的縱橫家，史上著名雄辯人物。明宗引用蘇秦典故說話，意思就是：這位供奉官貪贓枉法，隻能嚴懲，誰來說情也沒用。最後這位供奉官還是被正法。
大書《冊府元龜》記載明宗李嗣源一事，頗有“天下意識”。說後唐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有個縣令李商，被百姓告發“不公”。當時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最後的判決結果是：令李商“贖銅”，繳納贖金贖罪。案子到了李嗣源這裏，他不同意，下了一份詔書。大意說：
李商贓罪的判決，是依據了曆史上的法律條款，但這律條處罰過輕，講起來，道理有未盡之處。“古人立法，意在惜人”，何況聖君相承，國家無事，人人都知道奉公守法，所以司法判決都很輕。但自從唐末“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我踐祚以來，“惟期不濫，皆守無私”，就期待著官員們不濫用權力，都能夠公正無私。這位李商，不去“養民”反而專門“潤己”，掠奪人家私有的莊田，還鞭打本戶主人；國家給州縣印璽，隻為了行遣公文，他卻帶著印璽下鄉，直接以官府的名義從人家中“取物”。根據這類案情看，他當什麼官？大理寺這個判決不對，改判：“奪曆任官，杖殺。”削奪曆來的職務（剝奪一切政治權利），正法，處以杖刑。
大儒顧炎武先生在《日知錄》中提到此故實，誇讚李嗣源說：“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讀這一篇詔書，明宗李嗣源可以說是得到處理政務輕重平衡的中庸之道了。
太祖一朝貪贓記錄
中庸之道，長期以來得到誤解，中庸，不是中間之路（盡管它包含著中間之路，也即中道的含義）而是“中”（音眾）於“日用倫常”（“庸”
之本義）的平衡之道。中庸之道的主題詞是“平衡”而不是“中間”。儒學論“權道”，很大程度上就是接近“中庸之道”的理念。所謂“權道”就是不離大經大法的應對變化之道。唐以前，用法較輕；但唐末之後，官員之中“廉恥者少”，這就需要對刑法量刑的輕重有新的應對變化。這就是“權”。如此，才能達到邦國管理的平衡，也即實現中庸之道。
顧炎武的十五字點評，是思想含金量極高的大智慧說法，用來評價李嗣源，允公允能；用來理解“權道”和“中庸之道”，言簡意賅。
大宋帝國，自趙匡胤始，就繼承了李嗣源這種治貪政策。宋初，郡縣的官吏承接五代的惡習，貪贓枉法，欺詐良民，讓趙匡胤痛下辣手，嚴懲貪墨之罪。宋開寶三年，有一位地方官員，受贓七十萬，按傳統律法不當死；當時老趙剛剛平定南漢，聞聽此事，撥亂反正，特意下詔將其正法。後來在南郊祭祀天地神祇，按禮製，要頒發特赦令。老趙規定：大赦天下，但十惡罪、劫殺罪、官吏受贓罪，不赦。
左讚善大夫申文緯奉詔到商河縣查驗田畝，田畝多少直接關係到租稅多少，但一村一鄉田畝總數不差。有刁民就故意少報田畝，以備日後少交租稅，但有少報就有多報，因此不公。商河縣令李瑤收受賄賂，申文緯沒有調查到這個事實，結果被人起訴告發。老趙知道後下令：杖殺李瑤，申文緯除籍為民。維護士庶利益時，老趙不手軟。
給事中常準，在大名府為括田使，丈量田畝檢查漏賦時，有詐取不公行為，地方農民上訪，直到宮闕，老趙大怒，直接罷免了常準的兩個官職，原來授他為兵部郎中，也免了。本縣令程迪，則決杖流放到海島。並詔令他縣，官員括田按視，必須實事求是，不得虛報以加重百姓租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