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兵部郎中監秦州稅務官名曹匪躬，還有一海陵、鹽城兩監屯田副使名張藹，這倆貨屬於軍隊建製下的官員，居然命人帶了緊俏商品往江南去做生意，謀取私利。趙匡胤知道了，曹匪躬殺頭，張靄除籍為民。軍人還想做生意？在趙匡胤時代，是絕不允許的。
薛勳，是國家糧庫總管，掌管常盈倉（周轉漕運糧食的倉庫），漕運來糧，他盤剝最為嚴重。史稱“受民租，概量重”，接受百姓的租稅（糧食），使用大鬥盤剝。此事惹惱趙匡胤，下詔免除了他的職務，發配到遠方做苦力，跟他一塊使用大鬥進的倉吏殺頭。官吏欺侮剝削老百姓，隻要叫老趙捉住，基本就是剝奪政治權利，流放或殺頭。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宋史·本紀》統計（這應該是一個不完全統計），兩宋三百一十九年總約一百四十宗貪汙案，其中大部分貪贓者被正法或流放。
這裏是太祖趙匡胤一朝的貪贓記錄，總二十二樁：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大名府永濟主簿郭顗坐贓棄市。
知製誥高錫言，諸行賂獲薦者許告訐，奴婢鄰親能告者賞。知製誥高錫坐受藩鎮賂，貶萊州司馬。
宗正卿趙礪坐贓杖、除籍。職方員外郎李嶽坐贓棄市。殿直成德鈞坐贓棄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贓殺人，棄市。光祿少卿郭玘坐贓棄市。
樞密直學士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禦史李檝為宰相趙普陷，以贓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倉部員外郎陳郾坐贓棄市。右讚善大夫王昭坐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為奸贓，奪兩任、配隸汝州。右領軍衛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為奸贓，棄市。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興坐贓棄市。
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贓棄市。殿中侍禦史張穆坐贓棄市。
右拾遺張恂坐贓棄市。左拾遺秦亶、太子中允呂鵠並坐贓，宥死，杖、除名。左拾遺劉祺坐受賂，黥麵、杖配沙門島。宋州觀察判官崔絢、錄事參軍馬德休並坐贓棄市。吳越王奏內客省使丁德裕貪狠，貶房州刺史。太子中允郭思齊坐贓棄市。王全斌入蜀，貪恣殺降，雖有大功，即加貶絀。
不赦犯贓之罪
大宋帝國漸漸拋棄了五代惡習，國家建設走向正規，各地出現很多“循吏”，也即奉公守法的模範人物。“循吏”的出現，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一個標誌性事件。郡縣治，天下治。在亂世之中，“循吏”的出現難度極大，完全依賴於聖賢書教誨下的個人覺悟，因為得不到鼓勵。但在治世之中，“循吏”有了受到朝廷鼓勵的可能，更有製度性監督，故聖賢教誨就會在這樣的氣氛條件下得到更多的輾轉張揚。所以，“循吏”多起來，才有希望推演天下太平的盛世。
史稱宋代之所以得到“循吏”，有三個原因：第一，太祖趙匡胤之世，地方官出任，老趙都要親自接見，考察、詢問政事，覺得合格，然後派遣。這是精煉的“簡擇之道”。第二，然後又設各級監司，察訪各州郡太守，太守又察縣令，都需要按時向朝廷彙報察訪結果，此事有專門的朝臣督治。這是縝密的“考課之方”。
第三，官員犯他罪可以從輕，但一旦犯有貪贓罪，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赦。這是嚴肅的“防閑之令”。
三個原因，其中之一是“除貪”。顧炎武又評價大宋這種“除貪”製度說：不赦犯贓之罪，是大宋得到循吏的重要原因，到了宋仁宗天聖年間以後，士大夫都開始知道廉恥，互相砥礪，應該與趙匡胤這種對贓瀆的懲治、對廉介的鼓勵有關。
船山先生在《宋論》中評價“誓碑”道：
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
嗚呼！論到“誓碑”中的這三條，不說這是政製之盛德是不可以的！之所以說它是“盛德”，是因為這都是反求諸己的結果啊！
“誓碑”是老趙“立德立功立言”之舉。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從此以後，“三不朽”成為中國人臧否人物的重要尺度。唐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三不朽”做了深刻界定，至今不可移易：
“立德”謂：創製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以此來衡量《太祖誓碑》，正是老趙一生“立德、立功、立言”的精彩寫照。即使趙匡胤什麼貢獻也沒有，僅憑“誓碑”一項，已經“立德、立功、立言”，足可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