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續資治通鑒·考異》的一番議論所言，這段話本來是“君臣交儆之語”，君臣互相戒懼的話語，但在《宋史·太祖紀》中，同樣記錄這件事，卻刪去了這段話的前麵一部分，成為專門責備臣下的太祖語錄。
細細玩味這一段話，可以理解古來“君臣交儆”的聖賢大義。而尤有意味的是，這一段話出自於帝王之口。也即有帝王自省中得出“君臣交儆”的一番宏論。這就為帝製時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論自由空間，為“君相博弈”
的軍政活動預先假設了兩道並行的邏輯：一、君王必須自省，在羞恥心的作用下，盡力做到“防非窒欲”。二、臣下則應該培育忠信之正，不能不忠不信。這就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後可以“君臣共治”。“共治”之際，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質之後，最需要提供的就是軍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質之後，最需要提供的就是決斷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則無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於邦國的軍政智慧；帝王如果無能做到虛懷納言，也就不大可能為國家運轉提供正確的決斷方向。士大夫的軍政智慧，則主要由“上言”而體現。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戰略決斷的重要依據。阻斷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決斷也就成了獨斷。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大憲章性質，雖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夠得上偉大。它推動的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方有望貢獻智慧，方有望為共同體帶來福音。這是經由曆史經驗證明了的百試不爽的鐵律。所有對言論的限製，一定是出於獨夫、部落或政權利益而不是出於共同體利益。老趙立國伊始即訴諸“天下為公”理念，奠定當時世界範圍內罕見的自由主義性質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國也是中國傳統的極大光榮。後來的大宋名臣範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來，未嚐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今天來看，“誓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一條，也有憲法政製之影。這是吾土由官方最高首腦講述的“言論自由”，從此為“清議”也即“異見”也即“物議”也即“理性批判”也即“批評政府的權利”，開一生路，從此成為政府內部“君相博弈”的安全保障。“言事人”於千年之前就實現了“免予恐懼的權利”。千年之前，由一個中國帝王，以這種方式推演言論自由，幾乎具有神秘的性質。
不加農田之賦
考兩宋三百二十年，殺過兩個讀書人：陳東、歐陽澈。都在宋高宗時。是太學生“示威遊行”，“上書言事”，要求恢複李綱官位，主持汴京防務，極力與當時的權臣對著幹；大宋南渡後，又極力主張迎回徽欽二帝，被有司抓了，殺掉。此外再無殺過一個讀書人。
夏商周三代，被儒學講述為中國曆史上最聖明美好的時代，漢唐宋，又被元代儒學講述為“後三代”比較聖明美好的時代。大宋成為“後三代”中的佼佼者，為何如此？大儒程頤有一個意見，他認為自從“上三代”夏商周以來，大宋有五件事屬於創造性的軍政管理增量貢獻（程頤的說法是“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按“超越”實屬於創造，前所未有之意）：
一、百年之內，國無內亂。這是曆朝所未能達到的“郅治”功效。二、四聖治理達到百年之久，皇室平安。三、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也即陳橋兵變之際，東京城裏就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市場照樣營業。四、百年未嚐誅殺大臣。
五、至誠以待夷狄。用至誠之心對待異族，包括澶淵之盟。之所以做到這一步，程頤認為，是因為“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以忠厚廉恥作為軍政管理的大義統領，所以能夠如此。
出使到大宋的異族使者也讚美大宋說：“外戚不與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殺大臣，此又漢唐之所不敢望，與三代可以比隆者也”，外戚不參與軍政管理，宦官不帶兵，不殺大臣，這又是漢唐都不能做到的，真可以與三代相比達到同等高度的郅治之世。
為何“不加農田之賦”？此事關係民生。
老趙寧肯宮禁生活節儉，也不苛求民間財富，“以天下奉一人”，這個活，老趙不幹。他的節儉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節儉以邀名，他非常喜歡宮中宴飲，經常與臣下、親族、異邦使者觥籌交錯，但他不會奢侈無度，就是因為他知道民生多艱。
大宋王朝三百年，無論遇到怎樣的家國困難，也不向農民“加賦”。後晉石重貴時可以打著“抗擊契丹”的旗號，在士庶之間“括率”，也即搜刮財貨，馬楚、南漢也會這麼做，就是南唐也曾有過此類舉動，但老趙不能這麼做。他不會在崇高的國家目標旗幟下搜斂民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