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儒者在推演政治、倫理價值觀時，必是“民生主義”者。反暴斂、惜民力，主張輕徭薄賦，是傳統儒者恒定的主題。此義近於捍衛私有財產權利。中國傳統聖賢人物，也無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孫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曆史活動的中心。”“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見《孫中山選集》）由此也可以概見：那些以國家“大義”為訴求，借機搜刮士庶，背離士庶“民生”的權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態的無道行徑。有道邦國、無道邦國，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義”旗幟下背棄“民生”，分野在此。
不僅“不加賦”，趙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與民爭利。除了幾個較大企業收歸國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讓與民間自營，連“賦稅”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屬安徽安慶）、左諫議大夫叫馮瓚的上言說：“本州界內有菰蒲魚鱉之利，居民經常捕撈了自給。但前防禦使為增收，搞了個市征（納稅），這樣苛細的稅法，弄得當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這個賦稅。”老趙聽後，當即答應蠲免其賦，史稱“從其請”，聽從他的請求。
宋代賦稅沿唐中期以來兩稅製，即夏、秋二稅。趙匡胤時代，令州縣各置義倉，官方所收二稅，每一石糧，另外留出一鬥貯存在這個義倉裏，史稱“以備凶儉”。等於國家收稅，另外返還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備凶年荒年賑濟百姓。這類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賦”。
老趙晚年，特別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員錢文敏知瀘州，召見他，對他說：“瀘州那個地方接近蠻獠，但越是這樣，越要加以撫愛。我聽說原來的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進，擅自搜斂做不法事，愛卿你此去為我調查審問一下這個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太祖也說過類似的話。乾德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雲樓下宴飲，順便說到“民事”。太祖對趙普等人說：“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刻，朕斷不容之。”
居於弱勢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麥，但如果藩鎮的侯爺們不好好撫養，隻知道苛刻盤剝，朕斷不容這樣事！
趙普回答說：“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地方官盤剝百姓，在老趙那裏是大惡。在老趙的感召下，很多官員都有了愛民、重民傾向。譬如乾德五年四月，史上記錄中說，四川的陵州有陵井，後蜀時曾置鹽監，每年可以煉鹽八十萬斤，供給當地食用，很方便。後來井口坍塌，有毒氣上升像煙霧，煉匠進入就會死掉。這樣，鹽井就很久沒有再用。當地無鹽，日子艱難。這時大宋剛剛平定後蜀，老趙派去的通判賈璉，開始建議開浚鹽井，但是刺史認為開浚會犯“井龍”，所以役夫都不肯入井。賈璉於是親自執鍤，開始浚井。第二年疏理到泉脈，最後達到日產鹽三千六百斤。
這樣關心民生的官員，在以後的日子裏，越來越多。
貪贓者處極刑
曆史上注重民生的帝王不隻是趙匡胤，三代不論，漢代以來，帝王對民生的關切是一種傳統。期間除了某類聚斂成性的暴君之外，一般還都能在民生方向上有所戒懼。
民生問題，除了“不加賦”之外，當然還有敬授農時、興修水利、荒年賑濟等具體德政措施，但打擊盤剝式貪腐，則是對民生的重要救助。
這方麵，曆代都有“重典”。譬如後唐明宗李嗣源，他就不能容忍道義的敗壞，尤其不能容忍貪汙受賄，對貪贓者往往就要處以極刑。明宗任上，留下了很多治貪記錄。
鄧州（今屬河南南陽）節度使留後，被人告發“稅外科配”。這個“稅外科配”是曆史上贓吏的慣用手法，簡單說就是在官府攤派正項賦稅之外，另立名目，臨時加稅。近代以來的“尋租”手法甚多，其中之一也是“稅外科配”。這是曆史上以官府名義巧取豪奪的慣技。這位代理節度使的“留後”於是從省部大員的地位被貶到小地方去做司馬，連降多級。鼓動“留後”貪贓犯罪的掌書記，則被削奪了曆來封任的職務職稱，削職為民，發配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