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五代以來的諸帝亡國之後，幾乎都沒有後代；隻有大帝柴榮的後代，曆宋三百餘年，世襲不斷，與五代諸帝比較，應該是最幸運的，因為，遜帝柴宗訓，遇到了千古一帝趙匡胤。
不僅如此。趙匡胤還由柴氏後人，推及其他亡國者的後人，也給予了很優厚的待遇。趙翼《廿二史劄記》說“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說大宋與諸國“角力而滅其國”，從不“猜防疑忌而至於殺戮”，這是大宋獨有的特色。
湖南周保權投降，授千牛衛上將軍；荊南高繼衝納土，仍令鎮守其地；南漢劉鋹被擒，仍封恩赦侯；孟昶既降，賜第京師，封秦國公；南唐李煜城破始降，封違命侯；……趙翼對此評論道：
統計諸降王及諸降臣，無一不保全者！此等僭偽竊據之徒，歸降本非素誌，況新造之邦，民誌未定，國勢易搖，豈能一無顧慮？乃其主皆賜第京師，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職州郡，掌兵民之權，而廟堂之上不聞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無反側不靖之意。於此見宋太祖、太宗並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詐力從事者所可及也。後之論者往往謂宋開國之初，即失於弱。豈知不恃詐力以為強者，其強更甚也哉！
統計下來發現，各位投降的亡國之君，沒有一個沒有得到保全！像此等僭偽竊據的偽國國君，歸降大宋，本來不是他們所願意的，何況新造的大宋帝國，民心未定，國家的形勢容易搖動，太祖趙匡胤就沒有一點顧慮嗎？乃至於竟為這些偽主賜給京師的宅邸，居住在天子肘腋之下，他們的子弟臣僚又都到各個州郡去做官，掌管兵民之權；而廟堂之上，並沒有聽到有急切、猜忌、督防之術，而到大宋做官的人，也都老老實實地各盡職責，沒有反側不定的異誌。於此可見，宋太祖、太宗，並包天下的大度，鎮服一世的神威，這可不是靠著詐力做事能得到的效果。後世論大宋，往往要說開國之初就失之於軟弱，豈知不依靠詐力做到強大的君王，比那些依靠詐力而成為強大君主的人更強大啊！
這是說，老趙不僅對柴氏優待，對歸附的諸國國君也優待，原因是自身的強大。
未嚐輕殺一臣
趙匡胤，不靠“詐力”而強大，是強中之強。這一切，源於老趙內心的強大。
他對自己所秉持的聖賢道義，有天然的自信。他做應該做的事時，沒有猶疑，毫不勉強。待己之“儉”，待人之“慈”，待天下之“簡”，全出自然之天性。“儉、慈、簡”是最接近於“仁”的品性。儒學論“止於至善”，“至善”事實上是一個最佳平衡點。按照角色化原理，每一個人都在共同體中扮演一個角色。每個角色都在“表演”中。但角色可能會有變化，譬如，對兒女而言，是父親，對太太而言是丈夫，對“君王”（上級）而言是“臣下”（下級），對“臣下”而言是“君王”，對國人言，是廣義的“朋友”。傳統對“止於至善”有個說法：為人君者，其“至善”之境就是“仁”；為人臣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敬”；為人子者，其“至善”之境就是“孝”；為人父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慈”；與國人交，其“至善”之境就是“信”。這類“至善”境界，都是躬己自求的結果，外力是不可能強加於角色的。現在可以看到，趙匡胤在反求諸己的程序中，對“仁”這個境界有感覺。由於趙匡胤“君王角色”的自在呈現而不是表演，以“仁”為背景色，大宋天下，慢慢演繹為一個“和解”主題的共同體。
老趙試圖與各類“敵人”和解。他在通往“仁”的至高境界中，踏實地邁出一步一步又一步。
為何“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
老趙應該記得周世宗柴榮曾經下過《求言詔》。正是因為這一篇《求言詔》，引來了名臣王樸的《平邊策》。昔日即使堯舜禹湯這樣的“上聖之君”，文武成康這樣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何況不及他們的人呢？士大夫，是國之精英，是讀書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讀書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為公”的基本職官結構。大宋不是為了獨夫利益治國，不是為了部落利益治國，不是為了政權利益治國，而是為了全麵共同體而治國。這樣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國精英的深度介入。
《續資治通鑒》記錄：太祖在長春殿，對宰相薛居正說：“古之為君者，鮮能無過，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天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古來為君主的人，很少有沒有過失的人。朕常常整夜想這個事，有畏懼感。如果能時時想到防止為非作惡、節製個人欲望，也許可以做到“以德化人”的大義。譬如唐太宗，他接受臣下的諫諍上疏，臣下對他的批評直接責備他的過失，他也不覺得慚愧。這樣，不如不做有錯誤的事，讓天下沒有不滿的言論，不是更好？古來為臣的人，有些人到最後沒有保持住名節，終於陷自己於不義。這是因為忠信之心太薄，所以獲得的福祉也少。君臣如此，可以自我戒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