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沒有人知道“誓碑”的內容。直到靖康之變，兵亂中，太廟各門皆洞開，才有人得以窺見“誓碑”。據說，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南宋高宗趙構因為起於倉促，沒有見過這個“誓碑”。《宋史·曹勳傳》說，靖康末（1126）金滅北宋，武義大夫曹勳隨徽宗北遷，徽宗還囑托曹勳，日後若有可能回南方，可轉告高宗：“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四，也說徽宗“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王明清《揮麈後錄》也說“太祖誓言，得之曹勳”。曹勳終於有機會從金國回來，他見到趙構，帶來了徽宗的帛書和寄語，告訴趙構關於“誓碑”的內容。所以，自趙構開始的南宋，也繼續了太廟的盟誓。大宋十八帝，都受到了“誓碑”的絕對製衡。
但這三條內容，有不同說法，清王夫之《宋論》說，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
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
大宋立國，非貴族上位（這方麵與大漢很像，劉邦也不是貴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見的政治文明。我傾向於認為：時勢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時勢。大宋的“文明時勢”，即由趙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沒有“誓碑”，就沒有大宋三百二十年的“文明時勢”；就像沒有傑斐遜，沒有《獨立宣言》，就沒有美國的大格局，沒有孫中山，沒有《建國大綱》，就沒有中國的新格局一樣，沒有趙匡胤，沒有“誓碑”，就沒有大宋的“文明時勢”。製度之建構，源於種種合力，在很多曆史時刻，是聖人、大賢、智者、英雄個人的作為，推動了製度的建構。
保全柴氏子孫
為何“保全柴氏子孫”？因為柴氏“無罪”，老趙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遜周”而來。但曆史上那麼多殺戮前朝元首，以便斬草除根的故事，老趙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氣，養天下和氣。老趙有“天下目標”。他聽聞、看到、親曆的梁唐晉漢周，戾氣太深重了。培育國脈，養成一點祥和之氣，“勝殘去殺”，須有“英雄手段”。這是真的“強者”的“寬容”。
而曆屆宋帝也確實待周氏後人不薄。清趙翼《廿二史劄記》有一條專說“宋待周後之厚”。宋太祖遷周恭帝及符太後到西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太後曰周太後。
但同時為後周在洛陽建六廟，派出官員遷移神主牌位，命後周過去的宗正（管理皇室和太廟事宜的官員）按時祭享。又派遣工部侍郎按禮數到後周太祖和世宗的陵墓拜謁。開寶六年，鄭王柴宗訓病逝，老趙穿了素服為之治喪，輟朝十日，諡號曰恭帝，將陵墓放在世宗的陵墓之旁。
宋仁宗嘉祐四年，下詔取《柴氏譜係》，在柴氏諸房中推年紀最長一人，要他按歲時奉祭周祀。還錄用周世宗的從孫柴元亨在宮中供職。又下詔：以後每次郊祀，都要錄取周世宗後裔子孫一人為官。至和四年，封柴氏後人柴詠為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祭祀，並給西京洛陽的周廟祭享器服。
神宗時，錄取周世宗的從曾孫柴思恭等人給予公職。熙寧四年，崇義公柴詠致仕，子柴若訥襲封。
徽宗時，再一次給後周恭帝的後人賜官，為宣教郎，監周陵廟，並規定世世代代“為三恪”。所謂“三恪”，就是本朝奉前代三朝的子孫為王侯，表示他們是本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恪”，有“敬”的意思。這是古來“興滅國，繼絕世”的禮製規定。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成立後，以周之前的舜後陳國、夏後杞國、殷後宋國為“三恪”；後周則以後唐、後晉、後漢的後人為“三恪”；大宋曾封隋、唐、五代後裔，並吳越、荊南、蜀漢等國後裔為官，主宗廟祭祀，也是“三恪”的禮製延續。這類做法體現本朝“寬容”之義，同時顯現視前朝為正朔，從而本朝也為正朔的意思。宋徽宗的做法，就是承認後周為正朔，這對在世的柴氏後人是極大安慰。從曆史文化有機性考察，這也是將本朝納入曆史長河的一種法統安排，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一種曆史連續性。曆朝曆代，無論優劣，皆在這種連續性中。是光榮是醜陋，都在時間的流動中，不可分割，不必截斷。曆史，很早就開始了，因此，不必“曆史從我開始”。就這個意義言，“三恪”之禮，意義重大。
大宋南渡後，高宗也不忘柴氏後人，還特意選柴家的長者襲封崇義公。南宋理宗時，又詔周世宗八世孫、承務郎柴彥穎襲封崇義公。趙翼對此評論道：“此皆見於《本紀》及《續通鑒長編》者。蓋柴氏之賞延直與宋相終始，其待亡國之後，可謂厚矣！”這些都是見諸《宋史》中的《本紀》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錄。於此可見，對柴氏的恩賞一直與大宋帝國相終始，大宋對待亡國者的後人，可以說是很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