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語類》記錄一段故事。說當時蜀中一州軍變，這應該是極重要的大事。有人來報要求差人管攝軍馬。當時朝廷負責軍事的樞密院差使使臣公幹，擬文上報太祖，內一人姓樊，注雲：“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點一點，就下批四字雲：“隻教他去。”公文後麵又有附錄說明：“雜隨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雲“：隻帶兩人去。”又有附錄說明“：某童某童，大紫騮馬一疋，並鞍轡；小紫騮馬一疋，並鞍轡。”太祖又批其下雲：“不須帶紫騮馬，隻騎騮馬去。”帶個普通馬去就可以了。然後即刻通知有關部門作速差遣該州知州，後麵有銓曹（主管選拔官員的部門，相當於今日之組織部門）擬寫的任命書。大約隻隔一二日，到任的文書就到了。樞密院派來的兵馬監押才到，那位知州也到了。趙匡胤行文派遣就是如此簡潔利落。
老趙要揀選一批京官監督管理在京的各類倉庫。這類工作偏重事務性，比較纏人，一般比較愛端著點的官員或小文人不屑於去做，稱之為“濁務”。但帝國要運轉，就少不了這類事務性工作。事實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過“濁務”工作經曆，大宋帝國，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憚於做這類工作，因為，他們知道，帝國秩序與結構，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來也在揀選名單中，但他認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願意沾這類“濁務”，就推辭不幹。對這類官員，老趙的方法很簡單，回答他說：“惟致仕乃可免耳。”隻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從朝廷安排，去做。這個處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煩，也不必過多解釋理應如何。這位工部侍郎為了維持“清望”，選擇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標”不是“發展”而是“太平”。一般來說，由官方主導的“發展”程序會出現種種政策傾斜。即使製定政策者皆為聖賢都難免出錯，官方的聖賢與民間的聖賢一樣，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種，在“發展”的政策傾斜中，如果雜入“尋租”活動（一般來說，是一定會雜入的），“發展”就成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發秩序原理，發展與否，是民間根據“看不見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無須倡導。因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該發展哪些不該發展，老趙也不例外。他即使身為“聖君”也不能保證國家的發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圖願景漸次展開。傳統儒學基本上不討論“發展”問題，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趙不致力於“發展”，將天下目標簡潔地鎖定為“太平”，一切皆由民間自發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趙下了一道詔書，規定：
縣令、縣簿、縣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這是傳統“皇權不下縣”的“舊貫”。民間如何“發展”，由民間自行演繹。這種源於保守主義精神、源於儒學“仍舊貫”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榮。
大宋經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個“簡”字，君王們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慶曆年間“議論始興”，延續到神宗熙寧年間，“法製始密，舍己以求人”，從這以後，太祖趙匡胤以“簡”為核心的“德意”漸漸泯滅。
船山稱：“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為天下王。”軍政得失的樞機、國家治亂的樞紐、萬民生死的鑰匙、風俗好壞的本源，其道，都是至為簡潔的。知道這種簡潔，可以使天下達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簡”，總試圖有所興作，並打著儒者的旗幟，其實是泛濫於申不害、韓非子之間的法家做法，距離儒學遠甚。
“反求諸己”也是儒學的智慧。
《論語》孔子有言：“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孟子》更反複陳說此義：“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後一個比喻很精彩。說“反求諸己”就像幾個人競賽射箭一樣。射箭者要“正己而後發”，如果射箭不中，沒有理由埋怨競賽對手，應該反過來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問題。因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沒有意義的。之所以能夠“反求諸己”，是因為心下先存一份戒懼，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達成正當願望。故君子有所不為，而鄙夫則無所不為。元佚名《宋史全文》說一事。有個高人名叫王昭素，說此人少年時就讀聖賢書，有誌行。據說他有一次裝修房屋，房間裏堆了些木料，有個小偷穿牆而來，因為有木料靠牆，他進不來。王昭素察覺後，就將室內所有的東西扔到房外，對小偷說：“你快拿著東西跑吧，再不跑會有人來抓你啦！”小偷很慚愧，丟棄了東西不拿，逃了。王昭素還著有《易論》三十三篇，很多人跟著他學《周易》。
開寶三年三月，老趙聽到了他的大名，就在便殿召見他。當時王昭素已經七十多歲了。老趙問他：“你為何不出仕啊？以至於我這麼晚才見到你。”王昭素愧謝說不會做官。老趙知道他對《周易》有研究，就讓他講《周易·乾卦》。
講到《乾卦》中的爻辭，說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時，王昭素斂容道：“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
於是引援證據，話語中對老趙多有勸諫性質的“微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