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來說，主要是因為電視看得比較多，自己覺著懂得多了。中央台不是有《法治在線》嘛，還有《今日說法》，我常看的還有中央2台的一個法製節目，經常有法律知識在上麵。我覺得看看這些節目挺好的，上一次我看的節目有人在打牌的時候借的錢，一個是在賭桌上借的，另一個是借別人的錢結果在賭桌上輸掉了，同時被追債，打官司，當時我還以為這兩筆債務都需要償還，結果那個在賭桌上借的債務就不需要償還，人家專業律師講了，因為賭博本來就屬非法的，在賭桌上借的5萬元賭債就不需要還，追債的人反而（因為聚眾賭博）被拘留了；在賭桌上就算寫了收據、借條都不成立的，也沒用，這個我以前也不知道。我看他這麼一說，我就想那肯定另一個的債務也不需要還了，因為也是在賭桌上賭掉了錢，但是那個律師講了：這兩個性質不一樣，這是從人家家裏借的2萬元說去做生意，其實是想把輸掉了的5萬掙回來，結果又賠進去了，這2萬就必須償還。我就覺得這些節目很有用，長見識！”她不但自己學會了怎麼判斷是非，而且還在和鄰裏朋友的聊天中，充當了傳播者，將這一知識再傳播給身邊的人，可見，當法律知識以鮮活生動的形式呈現能加深人們的理解，甚至能觸發人際的口口相傳，更廣泛地輻射傳播出去。而且，電視是目前文化生活短缺的農村生活中最重要的休閑娛樂工具，收看電視是農民主動的選擇，電視法製節目中法與情的交融、衝突，以及深蘊其間的法律思想、人文精神在不經意間傳達給觀眾，與強製參加的法律培訓和單調的宣傳欄宣傳標語相比，其接受效果更為可觀。
2.鄉村社會中的媒介崇拜與媒介撫慰
以上述一係列法治類電視節目為例的對農法律大眾傳播，在農村還帶來了兩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將媒體奉為“青天大老爺”的“媒介曝光力量崇拜”現象和通過收視“緩解心理落差的媒介撫慰”現象。
其一，“媒介崇拜”現象。
大眾傳媒通過“曝光”真相、揭露弊端，引起社會關注，促成事件的解決，顯示了媒介輿論監督的巨大力量。電視是農村的絕對強勢媒體，隨著《焦點訪談》、《新聞調查》、《今日說法》等節目媒介監督的開展，在許多村民心目中樹立了“媒介青天”公正無私的形象，訪談中常常可以發現這種對媒體曝光力量的崇拜，例如一位曾經在南京務工的中年農民說：
“我在南京打工三四年了，天天看《南京零距離》，這個節目好。《南京零距離》的孟非大公無私，那是絕對公正的，他們一件事就一直關注，直到解決了！孟非說的話我信！”而且，訪談中就有人請求訪員幫他查詢南京和當地一些“辦實事的”新聞節目的熱線電話，他希望能引起媒體關注幫助問題解決。
同時，電視上的一些做法也成為村民行事的參考。例如訪談中不少村民多次提到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他們甚至援引從釘子戶報道中看到的規定在自己麵臨拆遷問題時和政府談判。比如一位20多歲的青年農民，想在村裏加蓋翻蓋房屋，受到村委和鄉鎮限製，在數次上訪和谘詢法律工作者無果後，表示想要到媒體上去曝光：
“我從重慶‘最牛釘子戶’這個事挺受鼓舞的。‘重慶最牛釘子戶’那個男的是散打冠軍，女的家裏有錢，人家還有全國媒體幫著！老百姓有幾個能像他們跟政府打官司打到最後的？我現在就想上網（發帖），通過人肉搜索把他給搜出來！現在凡是有媒體介入，那反響就不一樣了！有媒體介入力量才大！媒體得關注，媒體不關注有啥用啊？”村民對媒體曝光的力量呈現了複雜的心態。所示，調查中74.2％的受訪者認為“媒體曝光能施加壓力，促進事情解決”。61.9％的人認為“隻有媒體曝光了事情才能得到公正地解決”，對媒體監督力量給予了很高的期待。但另一方麵，由於媒體屬於國家所有，普通農民沒有對媒體資源的近用權，缺乏在媒體中的話語權，所以對很多普通農民來說，雖然媒體富有極高的輿論監督力量，但是卻遠離自己的生活世界。如有54.1％的受訪者認為“有關係或者認識記者，媒體才會給曝光”，接近半數的（46.7％）的受訪者認為“隻有事情鬧大了，媒體才會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