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媒體曝光力量的過度依賴和崇拜，是對媒介監督權力的明顯放大，滋生這種社會意識的現實原因除了村民媒介素質，主要還在於農村社會中法律、行政監督運行不暢，尋求正義的法定渠道難以實現，而且農民占有的社會資源和話語資源稀少，無助的弱勢群體才會產生“焦青天”這樣對媒介力量的神化和崇拜。受眾在傳播鏈條中成為傳播者力量的服膺，這是在社會現實中出現的一種扭曲。
其二，“媒介撫慰”現象。
電視法製節目在有些農民生活中還起到一種“安慰宣泄”功能，即通過收看電視節目中他人的勝利和正義的伸張，獲得感同身受的寬慰，彌補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心理落差。調查中，超過94.1％的受訪者表示收看電視法治節目看到矛盾化解、善惡有報會心感寬慰。用一位認為自己在拆遷中吃了虧的村民的話來說就是：
“我看看就求個心理安慰，雖然在我們這裏法律不管用，但我看到並相信在其他地方還是管用的。”W鎮一位來當地承包土地的外省籍農婦，和幾個親戚一起承包了某蔬菜公司的700多畝土地種植水生蔬菜，因為承包土地的水渠電線等問題和當地村民發生矛盾。
“找村幹部，他們護著自己村裏人，調解不了。我們從某公司承包的地，合同上說如果出現和村裏的矛盾是公司負責出麵解決，找了幾次也沒人管；合同上寫著半年內給扯上電線挖上水渠方便澆地，簽了合同交了錢，他們就不管了。跟公司打官司打不過人家，他們大公司都請了專門的律師，而且跟村裏人也不能鬧翻了，要不以後沒法在這裏種地了。沒有辦法，不能不澆地，隻能自己花錢請客，自己雇人從村裏扯的電、挖的排水溝。”
這位40歲農婦半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她獨立撫養兩個孩子、照顧100多畝地，生活十分艱辛。她表示幹完活兒回家最愛看看法治節目：
“我們全家都愛看這些節目，法律替我們辦不了事，不過看看電視上人家那麼麻煩的事最後也解決了，自己心裏也舒服點，雖然我的問題沒解決，總歸人家處理掉了，我看了心裏開心，就是自得其樂吧，求個心理安慰！”還一位鄉村醫生也表示說：
“我常看新聞和法製節目。看看法製節目心裏舒服一點吧，現在這個社會違法犯罪的事情太多了，貪汙腐敗的事太多了，看看法律節目解決了一些，也是一個心理安慰。前幾天，D鎮搞拆遷的幹部被抓起來好幾個，因為他們多報了拆遷賠償的樹之類的，把多賠的錢自己留下了，被人家給舉報了，這個是我們都知道，鎮上也有人知道，傳傳大家就都知道了。”這樣的收視心理恐怕是農村法律現實的最真實反映。不少農民聚在一起時會聊起電視上看到的“最牛釘子戶”、“開胸驗肺”等當時熱點的法治新聞事件，我們發現很多村民通過對電視節目中他人的勝利和正義的伸張，獲得感同身受的寬慰，彌補了在現實生活中的心理落差。
通過他們對上述社會熱點問題的解讀，我們可以解析到一種抽象的公正觀念，抑或是一個觀念中公正的社會。即對基本法律公正和在特定領域和特定情況下的公正實現可能性的信仰，法製電視節目生產並維係了這種觀念中的公正的存在。
農民對法製電視節目的收視熱情和認可度較高，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農民對電視法製節目的收視選擇，部分原因可能是尋找一種至少法律在彼處可能實現的精神安慰，即一種“虛幻的公正感”。當法治理想和社會現實出現落差時，媒體節目源源不斷地為受眾輸出供人自我安慰、自我滿足甚至自我欺騙的圖景，並且製造出一種人們全程參與社會、親曆重大事件的幻覺。以電視為主的大眾媒介在農村鄉土生活中常常扮演著社會情緒的疏導撫慰者的角色。
雖然利用大眾傳播普法還沒有成為製度化的方式，但其潛移默化的廣泛傳播效果不容小覷，幾乎可以算是近些年農民法律意識提高的最重要影響因素。轉變農民法治觀念的工程不可能通過斷斷續續的幾次教育宣傳就能完成，還有賴於大眾傳播媒體通過長期的法律活動的傳播，不斷滲透和強化農民的法治觀念，因此，建議加強與廣電局、電視台、廣播台、出版署等單位的協作，開拓利用大眾媒體傳播法律的新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