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一種雄大目標的鼓舞下，中國新詩的一批實踐的猛士，以百倍的認真和勇氣，進行著這一史無前例的創造。這種創造的開始是掃除發展路上的障礙。圍繞白話文和白話新詩的大論爭，當然是首要的思想障礙的排除。也許隨之而來的是藝術障礙，這就是胡適多次提到的當新詩人們用他們認定的白話來寫作，而卻在白話的字裏行間屢屢出現舊詞調。隻有很少的人能夠完全不受這種影響，而一些白話詩創造的中堅分子也很難擺脫這種無所不在的糾纏。在胡適的敘述中，認為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詩是從古樂府出來的，新潮社的幾個新詩人，一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一也都是從詞曲裏變化出來的，故他們初做的新詩，都帶著詞或曲的意味音節。胡適對自己早期的創作也有評論：我自己的新詩，詞調很多，這是不用諱飾的。
所謂舊詞調，就是古典詩、詞、曲的調子。在革新的白話詩中，出現這種調子，而且總是頑強地出現這種調子，它作為舊事物的陰魂的附著是讓創新者極為不悅的。於是新詩革命進入藝術草創期的要務之一，便是掃除這種舊詞調。胡適是其中最努力，也最嚴格的，他曾經引用自己早期試作的白話詩——
到如今，待雙雙登堂拜母，
隻剩得荒草孤墳，斜陽悽楚，
最傷心，不堪重聽，燈前人訴，阿母臨終語！
兩年後重讀，他不禁感慨如同隔世。早期做白話詩的新詩人，大體都有很多這樣的感慨和遺憾。《新青年》四卷一期（1918年1月15日）分別刊登胡適和沈尹默的兩首同題詩《鴿子》和《人力車夫》，這大概是二人約定的進一步嚐試的行動。這兩首同題詩顯示了胡適最初發表那八首白話新詩之後的前進。但依然體現出舊影響的痕跡，如胡適《鴿子》的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沈尹默《人力車夫》的風吹薄冰，河水不流等，都依稀可辨舊體詩的殘跡。這一層舊意盡管很頑強地依附在新生的詩體中，但經過清醒的排除，還容易見效。而內容方麵的創新則更為艱苦，例如這兩首《人力車夫》所展示的思想，就沒有超出古典詩中的體惋下民的舊人道思想的範圍。
白話新詩從萌芽狀態到完成自己的創造，即在舊詩的威懾之下建立起自己的形象，經過了眾多參與者的大膽熱情的探索試驗而成果始現。初期白話詩經過艱苦奮鬥而最終站穩腳跟的原因，詩人的執著追求固然是決定性的，但多半依賴於發表園地的支持和配合。在白話新詩創業初期最值得紀念的刊物，除《新青年》（1915年9月創刊）外，還有《新潮》《1919年1月創刊）、《星期評論》（1919年6月創刊）和《少年中國》（1919年7月創刊）。它們都是綜合性的刊物，但都以大量篇輻支持新詩的探索。在這些刊物上發表詩作的詩人都留下了最初的幼稚的但卻堅定的腳印，成為中國新詩曆史的紀念。
新詩的試驗與《新青年》、《新潮》這樣一些傳播新思想的刊物誕生、發展相聯係的事實，突出強調了新詩在推進新文化革命和新文學運動中的特殊地位，至少在那些思想前驅者的心目中，新詩是與他們的意願和追求相一致的。中國白話新詩自胡適率先勇敢嚐試之後，一時天下才俊之士畢集，大家紛紛都在這個帶有革命意義的園地上耕耘。這時的創作心態是非常灑脫和自由的，眾人一心都爭著做各自的試驗，以期能為這個新生嬰兒的成長留下前進的紀念。馮文炳對五四初期新詩界的這種心態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論新詩湖畔》一節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