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魯迅用他的勇猛的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的時候，郭沫若正立在地球邊上放號著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魯迅的筆觸，是對舊中國的切實深刻的針砭，而郭沫若的歌聲，則主要是對中國光明未來的激情的召喚。
在黑夜將盡，黎明破曉的時刻，一個青春而富有創造力的女神出現在我們的麵前。
《女神》，中國新詩創始時期的一顆明星。它勇敢地擺脫當時那種種的嚐試，而以思想、藝術上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五四新文學的詩壇上。它開了一代雄健豪放的新詩風，充分體現了五四時代的革命精神。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詩集，也是郭沫若漫長的文學生涯中一開始便相當成熟的處女作。詩人的創作生活始於1918年。五四運動至1920年上半年，是詩的創作爆發期，《女神》中的大部分詩篇，就是這時寫的。《女神》是偉大時代的產兒。
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毛澤東科學概括的五四時代這種革命的精神，不能不在那作為五四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新文學運動和創作中有所反映。而《女神》，可以認為是集中地吹奏出這種時代精神的一支嘹亮的號角。它以熱情澎湃的聲音，謳歌了中華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這正是詩集《女神》高度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之所在。
五四時期的中國，綿延不息的內憂外患，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成為首先覺悟的成分而英勇地喊出了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聲音。正如胡喬木同誌所說：五四運動在文化方麵的口號，是要求民主和科學，但是五四運動中的左翼，因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具有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卻同時傳布了中國必須實現社會主義的觀點。無疑，郭沫若是站在這一行列中的。《女神》所指的不斷的毀壞，就是毀壞舊中國；不斷的創造，就是創造新中國。盡管在當時，年輕的詩人對馬克思主義還缺乏全麵的認識，還不可能知道未來的新中國具體是什麼模樣。但是，他分明地聽到新時代的晨鍾響了，並且滿懷喜悅地歡呼：
太陽雖還在遠方，
太陽雖還在遠方，
海水中早聽著晨鍾在響：
丁當，丁當，丁當。
（《女神之再生》）
充溢在《女神》中的，基本上是這樣一種樂觀、積極、昂揚的氣氛。它表示了中國當時的先進分子的覺醒。這種覺醒，主要是由於當時世界帝國主義的衰落，各國工人運動的興起，特別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感召，也由於當時人們對中國的黑暗現實的痛切感受和認識。詩劇《女神之再生》便是在上述那些感召下對黑暗現實的批判。在那裏，共工和顓頊為爭王而血戰，共工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它們同歸於盡，而破壞了完整的天體。本來就有誌於創造些新的光明的女神們對於如何處置這破了的天體，是否再去煉些五色彩石來補天的回答是果決的：
——那樣五色的東西此後莫中用了！
我們盡他破壞不用再補他了！
待我們新造的太陽出來，
要照徹天內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拋棄舊皮囊，創造新鮮的太陽，這主題當然不止是奇想，而是五四時代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精神的折光。他的反抗的矛頭，對著當時壓迫並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著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鐐銬——吃人的封建禮教。新造的太陽不怕又要疲倦了嗎？我們要時常創造新的光明、新的溫熱去供給她呀！毀壞，創造，不斷地輸送熱力以充實這個創造。這裏的浪漫主義幻想，明顯地受到一種切實的先進思想的指導。奇想而不虛妄，這就是革命辯證法的力量。正是因此，詩劇的結束仍然是從天上回到地上，從神話回到現實。詩人借舞台監督之口宣稱：諸君，你們要望新生的太陽出現嗎？還是請去自行創造來！《女神之再生》之所以是一幕革命浪漫主義的詩劇，就在於它與現實的革命發展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作者自述：《女神之再生》是象征著當時中國的南北戰爭，共工是象征南方，顓頊是象征北方，想在這兩者之外建立一個第三的中國——美的中國。毀壞並非目的，目的在於創造，在於建立。新鮮的太陽也好，美的中國也好，具體形象在當時詩人的心中還是朦朧的、不清晰的，但它宣告了詩人與舊世界的決裂。女神並不屑於對殘破的天體修修補補，而是毫不猶豫地推倒它，她要在黑暗和毀滅之中再造美的中國。這就宣告了《女神》堅決的革命性。
這種創造新的光明和溫熱的思想，不是憑空來的，而是基於對那冷酷如鐵、黑暗如漆、腥移如血的茫茫的宇宙，即現實中國和世界的認識。這個宇宙太黑暗，也太寒冷，詩人詛咒這個混亂不堪的宇宙，目之為屠場、囚牢、墳墓和地獄。《鳳凰涅檠》中的這些詩句，成為《女神之再生》的有力補充。它同樣不是用妥協和容忍的態度，而是用挑戰的姿態，向著舊世界發出強烈的無畏的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