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詩的發展中，1957年是一個重要的年頭。這一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花齊放是推動已經顯示某種凝固趨向的新詩解放的動力。這一年，有兩個詩歌刊物同時誕生，這當然是對百花齊放號召的響應。四川的《星星》似乎更顯得雄心勃勃，充滿朝氣。他們把握住了早春時節的氣候。他們覺得詩歌應該開放，應該走向多樣，而不是走向統一。他們莊嚴宣告：我們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絕沒有兩顆完全相同的。人們喜愛啟明星、北鬥星、牛郎織女星，可是，也喜愛鋃河的小星，天邊的孤星。我們希望發射著各種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到這裏來，交映成燦爛的光彩。對於走向凝固的詩歌，這裏提出的觀點具有充分的異端挑戰的意味，它將受到傳統觀念的嚴重關切。果然，這個稿約是短命的，它隻登了一期，以後再也沒有出現。但是，他們仍然忠於自己的宣言，第二期的《編後記》中，他們從詩的內在素質上發揮了稿約的論點：
人民有七種感情：喜、怒、哀、樂、愛、惡、欲。
繆斯有七根琴弦：喜、怒、哀、樂、愛、惡、欲。
詩人的心，就是繆斯的七弦琴。
他們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詩應該是讓七弦交響，行人民之情不會限製詩，因為人民的感情是無邊的大海。但《星星》反對單弦獨奏式的隻準許或隻規定抒某一種情，他們說：那是怪癖。
那時節，幾乎是一天一個形勢，當然是走向嚴酷和關閉。要真的實行百花齊放，要經過艱苦的磨難。第三期，《星星》來了個突變，它明顯地唱了低調。在《編後記》中，它對二百作了規定性的闡述，強調鳴放必須是有立場的放，有立場的爭。所謂立場，自然是人民的立場，工人階級的立場。還有一段話，也屬於對宣言的修正：如果說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下，歡迎各種不同流派詩歌在我們的詩壇上出現的話，那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詩篇，則應占為首的地位。既然出現了為首的地位的規定，那麼，藝術上爭鳴和競賽就顯得不很適宜了。
僅僅過了半年，從第十期開始，《星星》重登稿約，不再講各式各樣的星星了，而是講我們的詩歌，應該是社會主義偉大時代的戰鼓；不再講前提是實行百花齊放以求風格、題材、體裁的多樣化，而是強調在六條標準的前提下讓我們詩歌百花齊放一它不再是前提，而隻是結果。而這個果是否能夠結得出來，是大可懷疑的。從它的誕生到它實際上的消失，《星星》的生命是一個短促的過程，它隻是一顆流星，劃過黑暗的天空，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一道閃光的弧線。即使這道弧線，如今也留給人們帶著甜蜜而不免酸楚的回憶。人們曾經以多麼天真爛漫的心情，希望過滿天星鬥的繁盛，而它留給我們的多半是冷月孤星的淒涼。
凡是能開的花，全在開放；凡是能唱的鳥，全在歌唱。1957年的早春時節，詩人嚴陣寫了這首短詩，這當然是百花齊放整個環境的概括，但也是當時詩歌開放的樂觀氣氛的寫實。那時，似乎隻要是花，開放就是它的盡責，而不對它的形態或色澤作出規定；隻要是鳥，歌唱就是它的盡責，而不對它的聲音粗細或音調高低作出規定。可惜的是，這仍然隻是詩人的浪漫情趣的反映，是理想主義的產物，事實還不是真的如此。我們僅從《星星》的隕落就可以窺見那段曆史像是謊言蠃得了人們的空喜。
1957年政治台風過後，一片肅殺的景象。接著大躍進來了，大躍進民歌應運而起。我們在以空前的狂熱投入三麵紅旗的勞動與謳歌的同時，以幾乎同等的狂熱投人了詩歌大躍進。這個大躍進的主要目標是號稱浪漫主義精神的大發揚。放詩歌衛星和人人當詩人，引發了一個空前規模的新詩發展問題的討論。許多理論界的權威紛紛著文確認作為共產主義文學的萌芽的新民歌是新詩發展的方向，批判了對民歌的局限性哪怕隻是稍有一點懷疑和提出不同意見的人。一方麵是帶有極大片麵性的討論，同時有更多的詩人力圖迅速改變自己的詩風。他們天真地，同時也是虔誠地重新學習寫詩―寫民歌體的詩。所謂的改變詩風，就是放棄自己原來熟悉的形式，去寫民歌體一具體些說，主要就是七言四行體民歌的詩。這時郭沫若也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寫起了民歌體（遍地皆詩寫不羸），起了倡導風氣的作用。許多詩人相習成風。當然，這時出現的這種風氣是受整個政治形勢的影響的，詩人懷有一種單純的熱情。隨後，新詩必須在古典詩歌和民歌的基礎上發展理論的提出，都為這種詩的大躍進的狂熱提供理論的根據和支持，它不僅鞏固了這種熱情，而且發展了這種熱情。當然，兩個基礎的提出，其明顯的目標仍然在於給詩提出一個走向統一的標準。長期以來我們忽視外國詩歌傳統的學習與借鑒，在新詩的發展中采取某些閉關鎖國的狹隘的方針，都證明沒有聲稱的、無形的統一精神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