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艾青的理論是相當清醒和開放的，他沒有苟同這種統一的呼喊。他說過：從古到今，不是以某種統一的方式來表現事物，我們也大可不必停留在對於某種體裁的模仿而感到滿足。我們更不必要求將來的人們也按照我們現在的形式來創作。（《詩的形式問題》）艾青反駁了民族形式是個原則問題的觀點。他尖銳地指出：這意思就是說，中國詩的傳統是五言體和七言體，詩人要是不按照這種體裁寫作，就違反了原則。……我以為複古的傾向和愛國主義毫無關係。前者是已經沉澱了幾十年的舊意識的複活；而後者則是從中國人民革命的需要出發，目的是把人民引導到共產主義。在目前的新詩發展的討論中，這種複古的傾向仍然偽裝著最正統的愛國主義的麵孔出現在我們麵前，而其實質仍然是已經沉澱了幾十年的舊意識的複活。
解放以來，政治運動左右著我們的社會生活，同樣也左右著詩歌的發展。就形式而言，開國初期石方禹和未央能夠堂堂皇皇地寫著他們的純粹的自由體不僅未受譴責反而受到包括何其芳在內的前輩詩人的褒揚，但經過反胡風和反右派鬥爭，這種風氣已經喪失殆盡了。自由詩被認為是違背民族傳統的，它的提倡被認為是胡風以及艾青的蠱惑，被認為是對中國作風中國氣派詩歌建設之反動。但是不管有多麼強大的力量力圖統一詩歌，即使在形式上詩歌也仍然頑強地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著―當然是相當艱難地發展著。賀敬之的樓梯式的出現，是對於解放後迅速形成的半格律或半自由的四行體的衝決；郭小川則是一位詩歌形式的廣泛試驗與革新的專家，他的《白雪的讚歌》對於四行體的完備化作出了明顯的貢獻（當然聞捷似乎是此中致力最著的一位），但他幾乎馬不停蹄地超越了自己達到的目標，他的短句如《月下》、《霧中》、《風前》，他的長句如《甘蔗林一青紗帳》、《青紗帳一甘蔗林》，他幾乎無時無刻地總帶給那種似乎加上了凝固劑的統一的詩以騷擾，這種騷擾無疑地有益於詩歌的健康進步。即使是處於劣勢的自由詩也在悄悄地生存著。蔡其矯連續出了《回聲集》、《回聲續集》，《濤聲集》，他把大海不羈的性格與奔放的韻律凝聚在他的詩中―他不斷地受到批判，但他不輕易改變自己的追求。這種追求，艾青也是支持的。他的《詩的散文美》成了一麵挑戰性的旗幟。這篇文章，在他的《詩論》的最後一版中抽出，這當然反映了當日的氣氛。1980年《詩論》重版，艾青經朋友的勸說重新收人，他對此說了如下的話：強調散文美，就是為了把詩從矯揉造作、華而不實的風氣中擺脫出來，主張以現代的日常所用的鮮活的口語，表達自己所生活的時代——陚予詩以新的生機。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詩歌的統一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正常的。詩歌和一切文藝形式一樣，本身就應當多樣，因而，詩歌藝術的多元化是無法抗拒的規律一盡管目前有人試圖作這樣的抗拒。
1981年8月完稿於北戴河，1982年3月重改於北京
（原載《共和國的星光》，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