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歌或古典詩歌來統一詩歌的意圖，迄今為止，仍不能認為已經消失。我們仍然可從當代詩歌的討論中看到這個幽靈在遊蕩。新詩可以、也應該學習民歌和古典詩歌，但新詩卻不能用它們來統一。因為由五四開始的新詩，路子比這要寬廣得多。片麵強調這個基礎，必然驅使詩歌離開眾多而寬廣的道路走向單一而狹窄的道路。事實上，我們正在這種單一而窄狹的路上行進。而我們並不自知，反而認為我們是在堅持健康、前進、革命的方向。這種事實上存在的傾向，最突出的事例恐怕莫過於要求詩歌形式的統一了。艾青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這一主張的內容：有人想建立一種共同所遵奉的形式，說是為了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需要。（《詩的形式問題》）統一總路線時期，要求著統一的格式的詩歌，這就是長期支配著我們的庸俗社會學的邏輯。總路線時期要有總路線的詩歌形式；大躍進時期要有大躍進的詩歌形式；文化大革命時期，就要求有文化大革命的詩歌形式……我們往往把這種主張和要求，誤認為詩歌順應時代要求而必須實行的措施。我們有時未作這樣的宣言，但卻是這樣地實踐著。
但長期支配著我們詩歌的形式方麵的主導性理論的，卻是民族形式。這在原則上說來，是對的。中國的詩歌應該是中國民族的詩歌。（但這種詩歌仍然也並不是唯一的，事實上，早就存在著不那麼民族化的詩歌形式了，這種不是唯一的傾向，早在郭沫若時代就已經開始。）但是，我們仍然承認：這是我們要為之努力奮鬥以求實現的目標。但這種主張絕不能導致拒絕對於外來影響的吸收以及實際上走向複古主義的道路而這種危險是的的確確存在著的。其突出的例證是文革十年的詩歌創作的現狀，我們把外來的優秀營養一律斥之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沒落、腐朽、頹廢、墮落的詩風。早在60年代初期距離文革的正式開始還有一段時間，那時就有人作了簡單而偏激的主張：修正主義的作品，抽象派的作品，自然主義的作品，都是一些憂傷、含糊、神經錯亂的東西。我們詩的內容、風格就是清醒，樂觀，意氣風發。他們越是含糊，我們越明朗。他們越是寫陳舊的精神狀態，我們越要寫出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新風格。他們宣揚個人主義，我們就越發的發揚集體主義。（《關於詩歌的幾個問題》、《詩刊》1960年第1期）
這一段話有許多理論上的混亂我們不用去分析，但它明確表明在那個時代裏，我們的藝術思想有多麼混亂。含糊是不進步的或反動的；明朗是進步的或革命的；清醒和樂觀的風格是積極的；憂傷和抻經錯亂的風格是消極的，如此等等。什麼叫含糊，為什麼要反對含糊，詩能夠斷然排斥含糊的語言和形象嗎？在這裏，那種企圖以一種風格（要是承認他說的是風格的話）來統一詩歌的傾向是明顯的一他們越是含糊，我們越是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