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南海邊把根紮，
鄉親們待我們勝過一家：
阿媽為我們補軍裝，
阿爹幫我們飲戰馬，
漁家姐妹舉雙槳，
風雨同舟過海峽，
軍民聯防去站崗，
同心協力保國家。
他迫不及待地把那些套話往詩行裏塞，擠走的卻是那些富有生活氣息的活生生的情感，剩下來的隻是一些僵死的把根紮勝過一家風雨同舟軍民聯防同心協力。這種改動，隻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用政治的概念術語來排擠活躍、生動的藝術生命。
這首詩的修改不是這位詩人的個人現象——當然，這位詩人有屬於他的特定的個人現象。我們感興趣的是這首《騎馬掛槍走天下》的修改，它的確傳達了如下的確切的信息：由於政治的強調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上的考慮，詩歌的新鮮而獨特的形象和構思，乃至特有的詩意的語言和表現方法，正在被上述那種考慮所統一。這種考慮是現實的和實際的，在連綿不斷的，而且是愈演愈烈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中，人們的思維方式和適應生活的能力在產生急劇的變化，詩人的思維和自衛的能力，也在發生急劇的變化。生存似乎比純潔而美妙的繆斯更有吸引力。至少在不少人那裏，作為藝術的詩較之作為政治的詩的地位，是有判若天地之分的。
在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對新詩起決定性的、深刻而又深遠的影響的是政治。特別是為政治服務的提出，在詩歌具體化為為時代而歌，或作時代的號角和戰鼓，這些命題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當它被形容為唯一的命題時，卻顯然是不正確的了。詩歌意識到自己的莊嚴使命，為人民，為時代，為祖國而放歌，詩人在為進步事物鼓吹，這都是詩的神聖的義務。但是，這並不就是一切，這也不能代替一切。在詩歌領域，也有不屬於政治而屬於前進的時代的範疇，例如對愛情和婚姻這一7欠恒主題的謳歌，例如純粹個人的真摯友誼以及自古而今連綿不斷的吟風月、弄花草的筆墨，它們有的涉及、有的並不涉及政治，或與政治很疏遠，但它們屬於詩。但當我們用政治標準（這個標準是越來越苛刻，越來越狹窄的）來要求詩為之服務時，這隻能成為極狹隘的範圍內的統一化。這種在政治含義上的統一，三十多年來沒有間斷過。反右鬥爭開展以後，左的思潮得到迅速的展開，而且迫不及待地要以這種相當短見和狹窄的政治標準來統一詩歌，除了反對反黨逆流之外，還反對詩歌創作中的不良傾向。甚至連這樣一首普通的寫生活小景的詩也難以幸免：
我不認識你，
你也不認識我；
但我們都認識這支音樂。
慢四步像抒情的流水，
快三步像燃燒的火；
你的腳踏著拍，
我的心卻亂了旋律。
一對素不相識的青年男女，隻是在舞會上相遇，產生了某些親近感。要是愛情，這裏也隻是某種有可能發展為愛的因素。生活中有很多這樣富有詩意的邂逅相遇，誰也沒有說這就是生活的一切，但是，我們的批評家卻質問：難道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僅僅表現在腳踏著拍，心卻亂了旋律上嗎？難道青年男女崇高的愛情僅僅產生於快三步之中嗎？事情隻是剛剛開始，更多的難道是在以後。詩，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被驅趕到狹窄的路上去，盡管有人認為不是狹窄，而是無比的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