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埋葬，埋葬，埋葬！
我不禁對自己呼喊：
我這死亡的一角，
我過久地漂泊，茫然；
讓我以眼淚洗身，
先感到懺悔的喜歡。
聽到這個歌聲，立即加以批駁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前麵加以詳細論述的、自己也不斷遭受過批駁的郭小川！郭小川認為穆旦的聲音是知識分子有氣無力的歎息和幻夢。遭到簡單粗暴襲擊的人，他同樣可以對他人簡單粗暴。這就是中國的批評界的悲哀。整個的局勢是充滿矛盾的，郭小川在詩中勇敢地堅持著他的探求。但當他接觸到指導思想時，他和批判他的人卻表現了髙度的一致：詩必須抒發無產階級或英雄人民的革命豪情，而不是中間人物或反麵人物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以及其它剝削階級的感情。詩中間，是可以出現我字的。但這個我，必須是無產階級或英雄人民中的一個，最好是他們的代表，是他們的代言人。結論是：詩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異，對這種變異的總估價是前進的。但是，它同時帶來了形象的蕭條，這個問題的解決，隻好留待日後的探求和突破。
四、走向統一的新詩歌
當代詩歌的發展趨向，也許當兩支詩歌隊伍會師在北京的第一屆文代會就是一個預兆一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統一。《馬凡陀山歌》當然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如同魯迅風的雜文那樣，擁有屬於它的得而複又失去的繁榮期，此後似乎也沒有複興起來。至於《王貴與李香香》式的民歌體長篇敘事詩，李季解放後的《菊花石》和《楊髙傳》繼續作了嚐試，都沒有作出超越前者的成績。取得成功的倒是《玉門詩抄》和《生活之歌》一類的新嚐試。在那裏，李季既鞏固了原有的成績又試圖作新的突破，眼界有新的開拓；阮章競也沒有拘泥於《漳河水》的成功經驗，他的《虹霓集》和李季的《難忘的春天》一樣，都力圖對原來的成績作出突破，這一點，都與袁水拍解放後的詩作有相近的格局。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走來，終於不約而同地走向了同一個方向。他們是詩走向統一的先兆。
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意識到詩將如此發展，一切都是不知不覺間發生的。解放初期，大家似乎對詩都顯得寬容，沒有後來那樣的緊迫感。1950年，一位似乎是第一次寫詩的青年詩人，寫出了一首抒情長詩《和平的最強音》。這是一首相當歐化的自由詩，但卻為它的作者石方禹贏得了留在人們記憶中長達三十年而不衰的榮譽。此後作者似乎還寫了幾首這類的詩，卻再也沒有耀越這首處女作。《和平的最強音》出來的時候，並沒有引起人們關於它是否違背民族傳統或民族風格一類的過敏性反應，那時的理論批評以及讀者的心理，都沒有達到後來那樣程度的禁錮。《和平的最強音》一類的詩的出現雖然是不自覺的，但最終卻因不合時宜而消隱了下去。解放初期的不曾禁錮的放鬆狀態，不僅容許了《和平的最強音》的存在，而且也使得類似未央的《槍給我吧》、《馳過燃燒的村莊》一類的徹底的自由詩，堂堂正正走進優秀詩篇的行列。但是這種藝術自由的風氣很快就霧一般地消失了。總的估價是，全國解放開始的當代詩歌是逐步走向統一的詩歌。
我們已經具有一切優裕的條件來統一詩歌。經過雄偉壯麗的人民解放戰爭，長期的戰亂終於平息，我們取得了全國的統一。三十二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令行禁止，黨在全國範圍內的領導進行得有條不紊而有著高度的效率。有一段時間，我們把這種統一強調到了非常的極限，我們連春種秋收都聽從於統一的號令。這當然出現了不很正常的局麵。這種社會的和政治的思想意識的思潮，不能不影響到整個的社會生活。詩，不能不被這高度統一的政治台風所席卷。如同社會意識影響甚至決定了人們的穿著一樣。有一段時間我們的服裝連男女老少都消失了區別。它必然地影響，甚至也改變著詩的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