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很多生活在與他同時代而又或多或少地受到進步思潮影響的人，都會覺察到詩人情調上的柔弱與不健康。但是那時的人們，包括何其芳自己在內，仍然不會粗暴地否定它。這些詩句，作為一個時代的新舊之我的不和諧關係的聲音而保留其價值。
隨著革命的深入，尤其是我們的共和國成立之後，生活變得緊張，革命精神逐漸滲透到生活和詩中來。作為個人的我（有時稱小我）漸漸消隱，而作為集體的我和我們（有時稱大我）日益顯示其確定詩歌主調的基本力量來。何其芳作為詩人，他的坦白和真誠體現在他不加掩飾的抒情主人公我上。社會正在迅速地改造，個人在這場改造中所受的衝擊也是巨大的和深刻的。全國解放前後，何其芳詩作寥寥。解放前他的最後一首詩寫於1946年（《新中國的夢想》），這也是那一年僅有的一首詩；從1946年到1949年大約三年的時間，他寫得更少，一共隻有一首《我們最偉大的節日》；以後，又是長久的擱筆，長達三年。人們不禁對詩人的沉默提出了疑問：新的生活開始了，詩人為什麼不歌唱？直至1952年他才遲遲作出了《回答》。這個回答，一共九節，他寫了將近三年（詩後注：1952年1月寫成前五節，1954年勞動節前夕續完）。對於熱心期待的讀者，不少人對他的回答仍然感到失望：
從什麼地方吹來的奇異的風，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顫動；
我的心就是這樣被鼓動著，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驚恐。
輕一點吹嗬，讓我在我的河流裏，
勇敢的航行，借著你的幫助，
不要猛烈地把我的桅扞吹斷，
吹得我在波濤中迷失了道路。
讀者的失望反映了時代的變異所帶來的人們對詩的要求的變異。何其芳的回答是低調的，它不激揚，也不高昂但是它有屬於個人的純粹的真實。盡管這時何其芳已經是一個從事革命工作多年的人，但是他仍然把他的充滿矛盾的心境不加掩飾地表露出來。他感受到了讓他的船帆不停地顫動的風——這股風，不是如後來詩中無限地被重複的那種浩蕩的東風，而是讓詩人感到甜蜜，又有一些驚恐的奇異的風。他呼籲風兒輕一點吹，讓他在我的河流裏航行（而不是如同後來那些詩篇一再重複的在眾所周知的既非你的也非我的，而是時代的大江大河大風大浪中一往無前的奔湧），他甚至害怕那風太猛會把他的桅杆吹斷。何其芳作為一位真誠駕實的詩人，他斷然地杜絕了、摒棄了虛偽的感情和聲音。他既承認有一個火一般灼熱的感情，我讓它在我的唇邊變為沉默；他又承認有一種海水一樣深的感情，但在他那裏卻又表現為狹窄而又苛刻。他堅持著詩要講真話真情，他認為杯子裏若不是滿盛著純酒，詩人就不應該把一滴誇大為一鬥。這就是何其芳當年的回答。這種回答無疑是不合時宜的。不是讀者都變得對於詩歌的抒寫真情失去了興趣，而是生活的氣氛會培養與之相適應的讀者。當生活變得緊張、窘迫而無暇顧及其它的時刻，使這些讀者也忘了生活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他們自然地會對何其芳這種充滿矛盾的低調的回答感到失望。他們以為，在這個情緒高昂的時代，詩人理應都有高昂的情緒。現在看來，何其芳的回答是真摯的，唯其因為他真實地表現了新時代到來之後他的又適應又不適應的心情；唯其因為他真實地表現了他對詩的一貫主張和追求在時代潮流衝擊下所發生的動搖和惶惑，他的《回答》一如他的《預言》，將作為真實的聲音而保存下來。
何其芳是苦悶的。當他投身人民的壯麗鬥爭，他為自己過去那些飄在空中的東西而慚愧。他否定了它：從今後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情願有一個茅草的屋頂，不愛雲，不愛月亮，也不愛星星。但他知道，他有一些根本問題沒有真正解決，他可以表示不愛雲，但眾多的雲還是向他紛亂地飄來。這些根本問題之一，是何其芳在否定詩是為了抒寫自己，抒寫自己的幻想、感覺、情感的時候，連同詩表現感情的手段，在一般的情況下總是通過自我這一根本規律也否定了。而這種否定對於擅長通過細膩的自我抒情完成詩的使命的何其芳，簡直就是丟失了通靈寶玉，這使得他在近三十年中幾乎沒有什麼有影響的詩作。那時，不僅是何其芳，相當多的詩人，對有些問題是不明晰的。詩應當表現大眾，但詩也不排斥表現自我；即使是表現大眾的詩，往往也通過自我的表現得到表現。
舊的一套觀念在動搖中，新的時代到來了。首先在詩的題材上發出了重大的變革，繼而在詩的形象上也產生革命性的變動，這就是：詩中的我正在更多地為我們所代替。邵燕祥在他的詩中問道：請問是誰，在自己可愛的國土上，架起了第一條最大的超高壓送電線，回答是前所未聞的響亮的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