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由太過寫實這個極端而轉向了崇尚虛誇的另一個極端。這個時期，那種唯恐疏漏了現實材料的寫實風氣已被誇大而不切實際的描寫所代替，為了突出政治，不惜創造出虛假的形象為政治概念作替身。例如有這樣一首《新娘子剛進莊》，鬧新房的人向新娘子要糖吃，新娘子笑容滿麵，她不慌也不忙，從懷裏掏出張躍進計劃，向大夥說端詳。政治概念已經把活生生的人物蛀空而隻剩下一個精神的空殼。到60年代後期以及70年代初，這種虛假的詩風已經席卷整個詩壇，與內容的虛假相適應，語言形象也漸趨誇飾而不切實。像浩浩東風嗬東風浩浩，熊熊烈火嗬，烈火熊熊這樣的空話到處都是。為了掩飾內容的空虛，一種華靡的新駢體文應運而生，到處都是這樣的陳詞濫調：雲湧星馳，飛瀉滔滔江河；雷鳴電閃，射出道道劍火，千山競秀——是你的滴滴春霖滋潤，萬花爭豔，是你的縷縷春風催開；在極左路線的破壞下，當我們的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時，我們的某些詩還在那裏唱著虛偽的歌：紅旗漫舞，彩霞千道；山河競秀，凱歌如潮；時代的列車，電掣風馳，飛奔的駿馬，仰空長嘯，馱來了，煤山、油海、稻花、棉桃，最後還要加上一個啊，到處鶯歌燕舞。詩歌中充塞著這麼多的豪邁的謊言，詩歌的威信可想而知。詩失去了貞操。更為嚴重的是，詩參與了六七十年代之交的造神運動，頌歌的時代仍在繼續，但像《放聲歌唱》那樣真摯的頌歌已經基本絕跡。與此同時卻爆發出更多的充滿了封建意識的對於神的禮頌曲。它歌頌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萬能的救世主：
豁然間，雲蒸霞蔚，滿天異彩，
一霎時，萬象生輝，遍地花開，
這當然不是現實主義的歌，也許它正是某些人心目中的浪漫主義。這種頌歌頌的不是人，也不是人所創造的現實，而是能夠呼風喚雨，驅邪鎮妖的超人：烏雲壓頂，你呼喚露雷驅陰霾，迷霧彌漫，你浪卷疾風落塵埃。這種帶著封建意識的禮神曲，長期以來被神聖和莊嚴的外衣包裹著，掩蓋了基本的違反人民創造曆史的實質。
當50年代我們跨進頌歌時代時，那時的詩境是一片光明澄澈的天空，我們一直引為自豪，我們以人民的頌歌豐富中國新詩的傳統，而這種豐富的實質性後果是政治行情詩的興起以及它所創造的巨大成果，當時也有缺點，這就是歌頌光明被有意無意地當作了唯一的和絕對的，我們形而上學地認為，歌頌光明者其動機和效果總是好的，暴露黑暗者其動機和效果總是不好的，前者總是正確，後者難免謬誤。我們絕不會想到，頌歌也有醜惡和虛假的，而頌歌也可以為醜惡的時代效勞，它可以汙染人們的心靈，也可能斷送我們的文明。
三、抒情主人公的變異
中國革命帶來了社會生活的根本變革，整個社會都經過了嚴密的組織。集體主義思想的灌輸，為人民和革命而獻身的道德觀念的宣傳，以及社會活動的廣泛頻繁的開展，帶來了人們意識的巨大變化。要是說，30年代初期，何其芳發出如今我悼惜我喪失了的年華，悼惜它，如死在青條上的未開的花的《慨歎》時，人們能夠理解並能夠欣賞。那麼，到了40年代初期，他在《夜歌》中充滿矛盾地自言自語：
我是如此快活地愛好我自己，
而又如此痛苦地要突破我自已，
提高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