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都是廣泛意義的頌歌。如今翻開當時的刊物，可以看到這類頌歌的盛行，其盛況當然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一點應當認為是重大的詩歌現象。詩歌隨時代而前進，但也受時代潮流的消極麵的影響。我們開始了頌歌的時代，由此也派生出一些問題來：我們的時代隻有頌歌。我們的錯誤並不在我們唱了頌歌，也不單是因為有人提倡；甚至也不主要是由於一種大的誤解：對我們的時代隻能唱頌歌。這是沒有明文規定的，但的確有這樣的風氣。在當時一些文章中，我們經常可以讀到這樣偏狹的意見：有一位老詩人這樣說過，詩人對於現在，應該是個歌頌者，對於將來，應該是個預言者0。要是我們的新詩都按照這種提示的方向去努力，那就是確認詩人今天的使命隻是唱頌歌，對於明天，隻能充當先知，而不存在其他。盡管這些話所能產生的影響是有限的，但這種論點代表實際存在的情況。事情也遠不是至此為止，嚴重的是，我們由於某一時期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我們助長了某些虛假的頌歌。
從50年代開始，我們的頌歌從未間斷，頌人民、頌祖國、頌英雄、頌共產黨；這一切，都有不容置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為這一切都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為，正如一位詩人說的，我們的土地，到底是我們的土地了！（邵燕祥：《我們愛我們的土地》）
但是，我們當時沒有醒悟到，即使在我們的土地上，也是光明與黑暗相對立而存在，成功與失敗相對立而存在，順利與挫折相對立而存在，主流與逆流相對立而存在。太陽從遙遠的天邊照射著地球，一邊是通天的明亮，另一邊卻是黑夜沉沉。1958年在一篇批判文章裏批判了隻歌頌光明太單純了，生活複雜得多的觀點（《邵燕祥的創作歧途》。其實，生活本來就是複雜的，否定光明麵，對著光明不去歌頌是不對的，但無視光明背後的陰影，不去抨擊和揭露那陰影豈不是容忍醜惡和偽善？要是說，我們的年輕詩人當年為一名女工賈桂香的受屈辱與受迫害一是官僚主義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殺害了她，而不是光明殺害了她而發出激憤的聲討：
告訴我，回答我，是怎樣的，怎樣的手，扼殺了賈桂香！（《賈桂香》）
我們應當看到詩人的熱愛，而不應當把它歪曲為詩人的仇視。但曆史就是這樣在隻許歌頌的武斷與片麵之下被歪曲了。1957年前後，我們在政治上，也在藝術上打擊了頌歌以外的言論和作品，其後果是明顯的。到了後來，我們的確隻剩下對於今天的歌頌者一如同那位老詩人所主張的，除此以外的聲音則基本上消失了。
建國初期，我們有過諸如標語口號化以及忽視詩的杆情特點、單純用詩來摹寫現實過程等等傾向，但我們一直在提倡並尊奉現實主義，我們一直堅信自己是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前進著。今天我們譴責的詩歌的假、大、空的痼弊並不產生在這個階段，事情也許源起於50年代的最後幾年，那時，配合著經濟上的共產風和浮誇風，我們曾有一次人為的（當然也是愚蠹的）詩歌大躍進運動。在確認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是最好的創作方法的命題下，也在當時根本無法講清這兩種方法在中國是如何結合的情況下，我們明顯地冷淡了現實主義的宣傳。而掀起了一股鼓吹浪漫主義的熱潮。1958年6月號的《詩刊》就曾經以《我們需要浪漫主義》、《略談我們時代的革命浪漫主義》、《幻想的時代》等一組文章集中地作了宣傳。這種集中宣傳表明，提倡二革的結合，實際上是在無法講請結合的情況下提倡浪漫主義精神，有的文章講，我們的浪漫主義應當以急不可待的熱情向人民展示光輝燦爛的未來。急不可待恰好印證了當時的狂熱與冒進的心情。又有文章講工人用鐵錘猛追英國，農民雙手把大山劈開……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這就透露了我們當日對於未來的追求有著某種盲目性。我們的浪漫主義熱潮的理論提出，就建立在馬上就要實現共產主義這個觀念的沙灘之上，所謂的超英趕美跑步進人共產主義，全是這種臆造的幻影。我們出現的一些大躍進民歌其中不乏荒唐的浪漫主義。其中極端的例子如：麥秸粗粗象大缸，麥芒尖尖到天上，一片麥殼一片瓦，一粒麥子三天糧。秸當柱，芒當梁，麥殼當瓦蓋樓房，樓房頂上寫大字：社會主義大天堂。這樣的天堂原來是用空想的麥秸支撐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