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是韓愈的一篇重要教育論著，多數研究者認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年)寫成並公開發表的。從文章表麵看，似乎是應弟子李蟠的要求而寫的贈文，但實際上它不是一般的隨意發表議論的作品。他對來學古文的弟子特別強調師道，而不談如何學習古文如何寫古文，這是有客觀社會原因的。
韓愈為維護封建中央集權製度，積極倡導複興儒學和推動古文運動。要做好這兩件重大的事，除了大力開展宣傳之外，還要彙集誌同道合之士，共同努力，形成有力量的社會運動，衝破舊思想的障礙。
在封建專製製度下，不能有什麼團體，而師弟子關係比較適合於思想聯係。當時沒有師弟子密切聯係的社會風氣，要形成一種新的社會風氣，需要有人帶頭，敢以“師”為職，以“傳道”為任，開展“傳道授業”的宣傳教育活動；還要製造新的社會輿論，從理論上來肯定教師是人類社會的必要工作，教師的職責首要的是“傳道”，改變人們的舊觀念。
韓愈從9歲在汴州任觀察推官開始接受學生，到35歲任四門4博士接受更多的學生，前後六年的教育活動，引起社會較大的反響，有部分人積極讚成，而更多的人則激烈反對。讚成與反對的焦點，集中在師道問題上。社會運動要繼續前進，就需要解決思想理論上這個關鍵問題。他反複思之，議論不能不發，於是抓住對學生贈文的機會，寫了《師說》，公開發表了議論。
在教育領域思想鬥爭中，《師說》提出的新觀點，對當時士大夫的舊思想舊習氣是一次極大的衝擊。由於唐王朝建立以來，宗教勢力有所膨脹，儒學地位不高，社會影響削弱，儒學的師道觀念已淡化。
再由於科舉製度盛行之後，士人依靠文學來爭名位，文學的重要性超過經學，學風和思想觀念都發生變化，“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競相顯示才能，不以師傳為榮，而以求師為恥，當時學校雖有傳經博士，科舉雖有明經之科，但無人以“傳道”之師自任。韓愈感歎說：
“自漢氏以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
當時知識分子中普遍的風氣是“恥學於師”，根本不承認師弟子關係，“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雲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不承認師弟子關係，主要是由於考慮社會地位關係問題。不打破這種頑固的舊思想勢力，複興儒學運動、開展古文運動都要受到阻礙。韓愈挺身而出，敢於為師，凡是來向他請教的，他都不拒絕，“來者則接之”。他說：“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答，禮貌之不稱，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餘之不為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韓愈有接受弟子的實際行動，又發表《師說》提出新的觀點，在士大夫中引起巨大轟動。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談到這個轟動一時的事件：“今世不聞《進士策問》。
《重答翊書》。
4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韓愈與眾不同，有了接待後輩的聲名，名之所存，謗也隨之，庸俗之見的存在，使思想鬥爭更為激烈。當時柳宗元對韓愈遭習俗攻擊時所采取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柳宗元支持韓愈關於師道的主張，指出那些咒罵攻擊韓愈的人，實如蜀犬吠日。但他當時政治上處於因罪受貶的困境，他說：“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在衡量個人政治上的利害之後，他不讚同韓愈公開樹旗立名的做法，極力回避師名，他在《報嚴厚輿書》中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柳宗元避名就實，實際上也接受弟子，但他處在偏遠地區，所發揮的影響不能不受到一些限製。韓愈不畏攻擊毀謗，以《師說》為宣言，堅持主張，敢為人師，旗號一張，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引起社會風氣逐漸轉變，因此《師說》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具有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