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在培養統治人才方麵要求注重“德與藝”兩方麵的教育。
從兩者的內在關係來看，德是藝的思想基礎，藝是德的體現手段，德比藝更為重要更為根本。例如，講到文學寫作與道德修養的關係，他認為道德修養是文學寫作的根本前提，他說：“夫所謂文章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因此，要像古代的偉大作家那樣寫出流傳千古的優秀文學作品，一定要特別重視道德修養。
他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根茂才會有碩果，有道德修養為根柢，也才會有光輝的文學作品。所以，韓愈在教育實踐上強調道德修養，並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韓愈認為道德根源於人性。“性也者，與生俱生也。”“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人性是天賦的，而人性有其具體內容，就是仁、禮、信、義、智五種道德品質。要使天賦內在的五種道德品質能夠正常發展，成為完善的人，需要進行“五常之教”。
五種道德品質中最基本的是仁與義兩項，韓愈在《原道》中說：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答尉遲生書》。
《答李翊書》。
《原性》。
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人有道德或沒有道德，其區別就看是存仁義或是棄仁義，仁義是全社會公認的道德規範。仁義並非高不可攀遠不可達的目標，它不過是主張和實行對人類的博愛而已。一位有道德修養的人，必定是“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巨”。因此，道德教育的內容，以仁義為其核心。
韓愈關於仁義道德的思想，有其曆史淵源。他上承孔丘、孟軻的倫理道德學說，作簡要歸納，提出了通俗化而又明確的定義，易於為人們理解和接受，有利於宣傳和推廣。
韓愈認為，人性所具有的五種道德品質，並不能自然而然地體現，他說：“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在道德修養過程中，需要有教師的教育引導，教師的作用就在於幫助學生提高道德認識，並提供示範性榜樣。如果沒有教師的教育和引導，學生的道德品質就難獲得發展，修養難取得成就，也就不可能按道德規範的要求進行社會生活。他依據曆史經驗，認為“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今之學者，要成就其道德，也必定要有教師。教師的重要任務是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
韓愈積極吸取前人的道德修養理論，總結自己在道德修養方麵的經驗教訓，從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一些有價值的道德修養要則。
1·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在社會交往中，如何要求自己，如何要求別人，是一個實際問題。
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可以體現一個人的道德修養水平。在階級社會中，自私的人多，利他的人少，這種情況反映在人際關係中，產生不少矛盾，引起許多是非議論。韓愈觀察到這種社會現象，甚為感慨。他《上兵部李侍郎書》。
《通解》。
《進士策問》。
托古諷今，批評當時的不良現象。他在《原毀》一文中指出：“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他主張為了協調與別人的關係，對自己的要求應當嚴格而全麵，以鞭策自己不鬆懈地提高道德品質修養，對別人的要求應當放鬆而簡單，別人也就樂意從善。而現在的情形恰恰相反，對別人要求很多，對自己要求極少。對別人要求很多，別人就難於都做到；對自己要求極少，自己在修養上提高也很少。他對這種現象的產生和危害作了簡要的分析，指出“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發人修。”怠者對自己沒有要求，不能提高品德修養，忌者害怕別人品德修養獲得高度評價，而對別人進行毀謗，這些表現，都是他所反對的。韓愈關於責己待人的思想，是孔丘“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思想的繼承和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