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傑鑒於當時的形勢以及敵強我弱的情況，他創造了“五團製之師編製”。指出：這“不僅對於目下應付敵軍為有利且為現代新戰術運用唯一之產物”，我們“明知國軍裝備萬不如假想敵軍，攻勢之企圖又非愛好和平，以防勢為國防方策之我國之所旨取，然外侮之來逼人咄咄，同胞億萬，誰不知遠東大戰即在目前，誰不欲以赤心碧血收複我被侵土地，凡我軍人誰不欲以堅強意誌、壯健體力、敏活腦筋、正確判斷，為國家一洗積年奇恥，顧利用法有進止有方編製不良，則作戰不利，以我肉彈抗彼凶頑，以我逐次防禦摧彼速戰即決，以平時集中訓練戰時配屬於各師之方式，急造我炮兵。”這就是楊傑創造五團製的主要目的。這裏很清楚地看到，遠東大戰即在目前，更深知敵人是采用速戰即決的戰略戰術，因此，我國就要采用逐次防禦的戰術摧毀敵人的速戰即決戰術，同時客觀地指出我軍裝備不如敵人，我軍就要以平時集中訓練，戰時配屬各師的方式，盡快地造成我國的炮兵，以應付即將爆發的大戰，應付裝備優於我軍的敵人。楊傑根據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孫子兵法原則，了解敵人戰略戰術，了解到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創造了以弱製強的五團製編製案，以鼓勵學員不要產生恐懼敵人或悲觀情緒。他希望以此使教育統一，戰術思想一致，掃除向來各自為教的弊病，以確立爾後炮兵教育的基礎，以應付即將爆發的大戰。當然，“五團製”實際上也就是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英勇無畏的民族自毫感，廣大的兵源特點，製定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術思想。這種戰術思想，在中日戰爭的具體情況下，的確是行之有效的。
四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在中國共產黨倡導下的國共合作，終於正式形成。蔣介石為爭取蘇聯的援助，派楊傑任軍事代表團長，前往蘇聯。以後，楊傑出任中國駐蘇大使。楊傑向蘇聯領導人陳述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及對蘇聯的影響，也闡明了中國因缺乏武器而給抗戰帶來的困難，誠懇地要求蘇聯給予軍事物資的援助和貸款等，得到蘇聯上下的同情與支持。1937年9月21日，中國獲得第一批軍事物資，10月以前，蘇聯給中國兩次信用貸款，各為伍千萬美元。1939年6月13日，又給中國一億伍千萬美元貸款。
楊傑在蘇聯期間，經常受到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的接見，給予很大的重視和關心，這對楊傑思想的進步起了積極的作用。
楊傑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是很高的：“我在蘇聯莫斯科郊外之彼德皇行宮與史大林先生及伏羅希洛夫元帥會見，亙五小時談話，可稱曆史上之談話。而史大林先生之一切態度，言語行動誠可為吾人模範：第一耐煩，第二和藹，第三誠懇，第四平民，第五對人考察有方，或曰懂相人之法，第自沉毅而精細，偉大人物應具有之條件皆兼而有之。”
蘇聯政府給楊傑及其隨從人員提供過不少的方便。經常讓他們參觀集體農莊和工廠，以及他們能去的場所。楊傑也因此有機會深入地研究了解蘇聯的方針、政策、軍事策略、計劃經濟、民主政治、和平外交等等。他還研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並特別用心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並做了筆記。
楊傑在許多場合廣泛地接觸了蘇聯勞動人民，了解到蘇聯的社會製度，從而真正認識到：“這個國家是最不需要戰爭的。然而，它並沒有忘記戰爭會降臨到他的頭上來，它時時刻刻都在充實國防建設，用最有效的辦法來武裝自己。”他說蘇聯是一個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黨的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
楊傑從軍事與國防的觀點出發，認為蘇聯的政治製度解決了國防建設中“國防人”的問題。它的經濟建設的特點是工業化，軍事化建設兩麵同時作戰的經濟體係。蘇聯的外交政策，本質上就是一種掩護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發展的武器。它比其它國家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確地把握現實。蘇聯領導人對楊傑的關懷與幫助，以及楊傑對蘇聯社會的研究了解，使楊傑的思想發生了轉變。他非常想往社會主義製度，因而力主中蘇親善，以蘇聯為楷模，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
1940年，在國際國內反蘇反共逆流甚囂塵上的情況下，楊傑被免職回國。他親眼看到國民黨內許多主張抗日的愛國將領被排斥，頑固派卻掌握了實權。大敵當前，蔣介石卻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策劃了反共磨擦。楊傑的抗日抱負一概付之東流。從此，楊傑對蔣介石的本質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再不把國富民強的希望寄托於蔣介石身上了，他認識到不徹底改變社會製度，單純的“軍事救國”是沒有出路的。
1945年，中國人民經曆了艱辛的八年抗戰終於勝利了。蔣介石要楊傑任雲南省政府主席的職位，以協助他解決龍雲為首的雲南地方實力派。楊傑拒絕不從。蔣介石又讓楊傑為他發動反共內戰出謀劃策，楊傑卻托病休養於重慶大山之中。至此，楊傑的行動完全被蔣介石的特務所監視。中國共產黨對楊傑的言行，給予極大的關注，對他進行了誠懇的幫助與熱情的關懷。在周恩來、董必武等同誌領導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關懷下，楊傑與譚平山、陳銘樞、郭春濤、王昆侖等組織了“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領導國民黨中的民主派展開反獨裁、反內戰的民主鬥爭。他往返於重慶、昆明之間，進行了廣泛的聯係，發動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民主運動。
1949年，國民黨敗局已定。此時，重慶陸軍大學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動下，在“三野”杭鴻模及“二野”陳濟生先後來校秘密推動之下，陸大教務長杭鴻誌等人積極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在陸大準備起義。但是，陸大是受蔣介石長期控製的，為其培養軍事骨幹的重要基地，要發動起義決非易事。楊傑在陸大師生中享有很高的聲望，由他出而號召，將會發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因此，杭鴻誌就請楊傑來做陸大教職學員的工作。杭鴻誌是陸大第十三期的學生，是楊傑親手培養的門生，他深知楊傑在陸大教職學員心中的地位及威望，楊傑的講話是會使師生們信服的。楊傑當然高興地接受了這一光榮的任務。
楊傑考慮到，要策動陸大起義，首先得做好教官的思想工作，通過他們再去影響職員和學員及家屬；而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從未和共產黨打過仗，思想顧慮是較少的。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反動宣傳，有些人思想上尚有不少疑慮。針對這種情況，楊傑到陸大進行了思想準備工作。
1949年6月間的一個晚上，楊傑在教官聯誼會上用誠懇堅定的語氣，向教官們講了話。講話中對當時的形勢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有人鼓吹“三個月消滅共產黨”的大話不僅落空了，反而出現他們有被共產黨消滅的局麵。我記得，1940年我從蘇聯回國不久，萬耀煌教育長曾邀我到陸大講過有關希特勒德國發動侵蘇戰爭的問題，我認為希特勒的結果不會比拿破侖好，可能還要壞。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全民皆兵，幅員遼闊，就象一張吸墨紙，希特勒德國的那點軍隊等於墨水，會被蘇聯吸幹的。今天國民黨軍事由優勢變為劣勢，敗局已定，無法挽救，中國是紅定了。這次講話對教官們的思想起了一個很好的啟示作用、動員作用，使他們認清了形勢，為陸大起義作了初步的思想準備。
在這次講話之後不久，楊傑再次對陸大的全體教、職、學員作了一次形勢報告。
他運用親和力與離心力的道理，闡明共產黨是親和力在起作用，也就是它與老百姓的關係搞得很好，人民解放軍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力量越來越強，由劣勢變優勢，情報工作搞得好，士氣旺盛，所以能打勝仗。國民黨軍隊的紀律不好，與老百姓的關係不好，兵源困難，士氣低落，情報工作搞得不好，打瞎子仗，由優勢變劣勢，所以打敗仗。它是離心力在起作用的結果。同時，楊傑科學地、正確地判斷了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戰部署。他認為人民解放軍的主力是在長江以南（當時西北還未解放）指向川、黔、滇，這是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部署，將切斷西北胡宗南部隊和四川部隊的後路，使這些部隊無法逃脫，這一戰略部署的成功，將使大西北不戰而獲得解放。
楊傑的報告，在分析了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形勢後，向陸大師生員工指出了在新政權下他們是有光明前途的。他介紹了蘇聯對帝俄時代的舊軍官十分重用和優待的情況，認定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一定是要創辦正式軍事學校，也一定會象蘇聯那樣對待我們，因為我們具有一定的軍事技術知識和教學經驗，對軍事教育還是有用的。
經過楊傑對陸大教職員工的耐心誠懇的解釋，也由於他過去在陸大教職工心目中的威望，大家對他的講話深信不疑，因此，絕大多數人的思想顧慮消除了，堅定了起義的決心。還有些陸大的校友，受到楊傑講話的鼓舞，也願意和陸大教職員工一齊起義，甚至在白崇禧以重金邀請教官們去他們那裏工作，也毅然拒絕了，少數教官想飛台灣的建議，也被否決了。
1949年12月1日上午，國民黨重慶陸大終於宣布起義，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解放後，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參加陸大起義的人員，絕大多數分配了工作，特別是教官和學員，幾乎全部分配在人民解放軍各軍事院校擔任軍事教育工作。黨和人民的信任，使他們能夠為建設一支真正強大的人民軍隊貢獻力量。
1949年9月19日，楊傑在周恩來同誌的邀請下，赴北京參加新政協會議，途經香港時被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殺害了。楊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陸大學員終於回到祖國人民的懷抱，但是，陸大的起義，足以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前陸大學員至今不會忘記，他曾把全部知識、精力與希望傾注於陸大學員的身上，曾經苦口婆心，嘔心瀝血教導他們做個真正的人，特別不會忘記，當他們在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楊傑老師最後向他們指出了走向人民軍隊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