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傑要求陸大的學員要掌握高深的軍事理論知識，但反對學員隻會紙上談兵，更反對學員教條主義的墨守陳規。因此，很重視對學員的實踐訓練。
陸大在每年春秋兩季，舉行戰術實施兩次，進行實彈演習。凡遇這種演習，楊傑是一定要親自參加的，不管刮風下雨，他都要親臨觀察演習，聽取學員演習前的判斷敵情，演習後的小結，然後由他做總講評。在總講評中，他認真講解防禦、攻娶山地、河川、海洋、迂回等等戰術。
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世界兵學家對防禦一式，莫不視為自挖墳墓，對取防禦方式者，則視為已臨空穴，萬無生機。特別是拿破侖戰爭、普法戰爭、日俄戰爭，無一不是以攻擊之方式，收戰勝之效果。有“攻擊萬能”之說。1914年以後，因有興登堡將軍取攻勢防禦，以少勝多，戰勝俄軍，霞飛將軍以凡爾登、巴黎為支撐點，對德軍取攻勢防禦，戰勝德軍。於是，兵學家又認為防禦也是極為妥善的方式。1927年以後，世界戰術又隨著時代的進化而變遷，世界各國也因其國家民族之環境、兵器素質、國民性之不同，遂各有獨特之戰略戰術。為此，楊傑諄諄教導學員，我們決不能東施效顰，墨守前人陣法。由於世界戰術不斷地變遷，“我國如此趨勢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戰術，必不能自適其生存”楊傑：《攻勢防禦》（1935年5月26日）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侵略中國，處於攻勢，我國被侵略，處於防禦。因此，對於如何打開防禦的僵局，對付敵人的攻勢問題，楊傑作過認真的研究後指出：“防者動輒陷於完全被動的地位。易失動作之自由”，應付的辦法就是打開僵局，而打開僵局唯一的法寶就是預備隊。所以“預備隊部署及配備之妥善，與運用之巧妙，是最關重要的問題，值得大家深切注意。”但是，如果後續部隊未到，敵人就進行猛烈進攻怎麼辦？就隻有“逆襲”。楊傑：對第十二期學員演習講話（1935年4月11日）。楊傑強調說：防禦之固最大要求，厥為占領陣地，固如金湯，不為敵人攻擊所動，方可以轉守為攻。他進一步具體地聯係到至於劣勢軍隊對優質軍隊采取防禦，最要緊的就是要藉地之利，以補兵力之劣勢。首先要對地形的價值判斷清楚，取其利之大者，害之小者，對於害大利小的亦須配置若幹遊動炮兵以欺騙敵人，使其判斷誤為我之本陣地，求得時間餘裕，相機突圍或轉為攻勢。楊傑的這一軍事防禦戰術原則，對於今天來說，亦是有可取之處。
陸大各期學員在校三年中，必有一至二次來到海岸進行實地演習。因為楊傑認為：我國海岸數千裏，而數十年來籬蕩盡撤、門戶洞開，即不能以優越之海空軍定第一線國防於海外，反使帝國主義隨時皆可侵入，因而我國國防第一線即海岸，故對於海岸防守的研究以及地形的偵察，應該特別努力注意。
1936年10月，楊傑帶領陸大第十三期學員到浙江澉浦、乍浦進行實地演習。他對學員講：大凡欲遠涉重洋，興兵征討，必須海軍分成若幹掩護集團，陸軍則用民船裝運，以海軍巡洋艦驅逐艦負掩護之責，這就叫船團輸送。到達敵國之後，上陸點之選擇，以能直接靠岸為最妙，其次亦須在短時間內能著陸，同時要選擇無敵防禦或守兵薄弱之處為宜。但是，有時因戰略戰術上之要求，或為地形之限製，有非從其地上陸不可者，則用種種方法欺騙敵人或實施強行上陸，一般皆分為兩個船團以上，上陸點亦分為兩處為佳。
就海岸防禦而言，楊傑說，其目的有二：一在挫折對方之企圖，一在掩護後方部隊之集中。唯是攻者上陸之處，即防者防禦之地，但是，攻者上陸之點不得而知，防者遂防不勝防矣，且海岸防禦多配兵力為不經濟，所以，防禦之法，不在兵力之多，而在機動應用之妙。他舉實地例子說：如自金山衛以至澉浦，以四營人擔任防禦，如處處配備，自然不夠，亦完全不能作戰；但如僅於金山衛、乍浦、澉浦等地擇要配以極少數兵力，其餘兵力，則指揮官完全掌握，同時完成通訊及交通，靜觀敵人行止，利用汽車輸送，隨敵上陸所在，而馳往迎接，則敵無隙可乘，終難得逞，而防禦之目的，遂能達到。這樣，楊傑就將我國海岸防線的重要意義以及海岸防守、攻擊等戰術原則，簡短扼要地闡明，同時，他根據乍浦、澉浦間的地形特點和七十多年來英、日帝國主義兩次來窺探的實際情況，加上當時滬杭路的建成，給敵人帶來陸正麵開放的方便，所以敵人不會從乍浦、澉浦登陸。楊傑的這一論斷，後來為抗日戰爭的事實所證明，是正確的。
兩軍開戰，遭遇戰是經常出現的。因而，楊傑反複給學員講解遭遇戰術。他認為遭遇戰屬於攻擊的性質，那末要求得遭遇戰之勝利，自然就要選擇攻擊點。可是遭遇戰時，兩軍都處於動態之中，要找敵人的強點，敵人的重點還沒有形成，要找敵人的弱點，瞬息之間說不定就變成了敵人的強點，如造次猛攻，不是撲空，就會碰壁。所以，選擇強弱點的原則，在遭遇戰時完全不適用。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地形為主眼。大凡兩軍的遭遇點，大抵總可以判斷出來的，但一定在那線就難有把握了，因為兩軍的行軍途中或因故發生遲速情形，遭遇戰便可前可後。然而不論怎樣遲或速，大抵總不致超過一小時的行程以上，遭遇戰的行程，一般行程約為每小時四公裏左右，兩小時即為八公裏左右，敵攻擊點，之選定，須按照原來判斷兩軍遭遇那條線，再前進四公裏，後退四公裏，在此區域內選定一切於我最有利的地形，而後決定重點指向。這樣，無論敵人怎樣來法，我皆能進退自由，居於有利之地位。楊傑又根據當時學員演習的地點洛陽附近進行具體闡述，指出：“就今日地形來說，龍門地形堅固，敵我要用大兵力在這裏進出，死傷很大都不上算，一定都隻能在此搖旗呐喊，虛張聲勢，決戰方麵一定是在關陵附近。而以今日之狀況，此處地形於我極為有利，占領之後，即可乘敵進出隘路之際，予以一大打擊，故此地吾覺得非占領不可。”
“孫子兵法有雲，知險厄量遠近定進退料敵製勝，所謂知險厄者，即地形判斷也。料敵製勝者，即敵情判斷也，製勝者，狀況判斷也，量遠近定進退者，即攻守之法也，吾人苟能致力於此，則一切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矣，望諸君三思留意。”楊傑特別向學員強調，大凡研究戰術，最要緊的就是要把握要點，也就是要著眼點良好，切不可在戰爭中犯教條主義，要根據我國特殊的國情，而出心裁，成立我國獨有之戰術，以應付未來之國難。如我國溝圩縱橫之地極多，即應創立圩塘戰術。我國長江、黃河、珠江、淮河等大河，世界鮮有，即應研究大河戰術。村落錯雜之地極多，即應研究村落戰術。水為我國特色，即應研究稻田戰術。諸如此類苟操之有素，他日有事，自促便宜不少。唯餘既未辦到，唯有將此意授之諸君共加留意耳。
楊傑不僅引導學員研究各種戰術，還進一步告訴學員怎樣掌握戰爭的精神力與物質力。他說：“戰爭是以精神力和物質力的比較，但此兩者關係於戰爭勝敗的成份，比較起來，實以精神力為多。因為物質力毫無伸縮變化之可能，而精神力則不然，真是其大無內，其小無外……因為精神的伸縮偉大，所以物質可隨之變為利器，也可以隨之變化為廢物，所以有為的指揮官就是能夠掌握精神力……就能立於主動的地位，主宰戰場，支配戰局。”所以各級指揮官特別要注意：“以堅確其意誌，遂行其主動的企圖，以誘致敵人。”
在日本帝國主義處處逼侵的情況下，楊傑敢於麵對現實，指出在此困難當頭之時，不能疏忽大意，要根據我國的國情，研究各種戰術，積極準備應付事態的變化，使我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使敵人無法在我國立足。如果，其時國民黨當權者蔣介石等采用楊傑的這些辦法及意見，顯然，敵人是不能在中國如此囂張一時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的開展，根據地的建立，山地遊擊戰、平原遊擊戰、河湖港漢遊擊戰，以及地道戰、地雷戰等等戰術的創造，證明了楊傑從實際出發研究和運用戰略戰術的思想，是極具價值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戰略戰術的運用，致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直至滅亡。
三
楊傑主持陸軍大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學員，激發學員堅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保衛神聖的祖國，以盡軍人天職。
楊傑認為軍人若沒有愛國主義思想，是很難想象他在麵對侵略者，在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惜犧牲生命，為祖國的生存赴湯蹈火。因此，他凡事都聯係國難當頭，用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學員，激發學員奮起抗日的激情。他常說：“我們軍人，在穿上軍服的時候，便以身予國，不複知有生命身家，隻一意為國家民族的福利去犧牲奮鬥，這樣才是軍人的真精神——人格。有了這種精神，還要能夠很妥當的發揮出來，才是善。發揮之後，還要有很偉大的成績表現，才是美。換言之，就是要有’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精神。然後才有責任心和義務心，然後才能為國家民族效力，而完成我們軍人應盡的天職。楊傑認為軍人具有一意為國家為民族的福利去奮鬥、去犧牲的愛國主義思想，就是軍人的天職，沒有這種精神，便不能戰勝一切困難，偶遭挫折，便立抱悲觀，甚而貪生怕死，恐懼退縮，這是軍人引以為最大的恥辱。楊傑的這一思想顯然與蔣介石的”軍人以絕對服從領袖為天職“的說法唱了反調。楊傑要求學員不僅做到為國奮鬥犧牲，犧牲還要換取代價，不僅要勇敢地犧牲，還要以個人的犧牲換取國家民族的生存。要達到此目的，必須認真研究兵學的奧妙。他聯係一二八上海中日之戰進行分析：日本擁有優勢之兵力，目無中國，欲以雷霆萬鈞之勢，予我軍精神上以莫大之打擊，俾以後聞聲喪膽，望風披糜，以達成其速戰即決之目的，故不惜采取中央突破，此優劣懸殊故也。然日本一二八戰爭中央突破之結果，雖數易統帥，迭增兵力，然終鮮成效，卒賴瀏河方麵少數部隊登陸，使我軍精神感到威脅，意誌動搖方始退卻。可見中央突破之不易，因中央突破正麵精銳犧牲甚大而成功甚小，不可隨意采用，尤以我國軍隊裝備素質均形落後，此種方式更不可以輕於嚐試。所以，若軍人無真知灼見，則小之兵敗，大之亡國。現在”吾人既知我國仇之戰術，以速戰速決為唯一法門，則我之所以應付之者，除應用節節抵抗誘敵深入，然後一舉殲滅之消耗戰術而外，別無他法，諸君幸留意焉。“顯然，還在蘆溝橋事變以前兩年多，楊傑就已科學地分析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采用速戰速決的戰術，以此針鋒相對，他告誡學員，我國必須采用節節抵抗、誘敵深入，然後一舉殲敵的消耗戰術，來破壞敵人的速戰速決的戰術。這的確表現了楊傑卓越的軍事家的深遠眼光。
楊傑在對學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具體地結合國內國際的形勢，使學員時時刻刻勿忘祖國處於被侵略，民族處於危機的境地，以此激發學員為抵抗侵略者而勤奮學習。1936年，陸大舉行元旦團拜，大家興高彩烈地過新年。可是楊傑一顆憂國憂民的心，使他不能高興，也不能平靜。他借此機會對學員講話：“今天是本校二十五年（即1936年）第一次紀念周，同時全體職教學員共舉行團拜，莊嚴紀念總理暨濟濟一堂交相慶祝的盛況下，本人固然異常愉快，異常興奮，同時複抱著無窮的希望，然一念及國難日深，外侮日急，仍不覺百感叢生，憂慮交集。”他在講到國際形勢時指出：在遠東方麵如蘇聯增兵，滿蒙糾紛，及某國在北滿內勢力澎漲等等，無非是禍水厲階。至於我國，更不堪言，不特城門失火，時虞殃及，而日蹙百裏，亦恐無以自存。不久的將來，自由競爭的新軍事抬頭，又必形成世界上土地資源的重新支配的局麵，而結果總是像中國一般的弱小民族被犧牲。在這最危險，最難渡的年頭，我們既無法閉目自守，又不待淪亡，那末怎麼辦呢？隻有自強自救的方法。楊傑麵對現實，清楚地預見到世界大戰不久即將爆發，他大聲疾呼，要國人正視中國已處於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了。我們麵前隻有自強自救一條路，首先就要鏟除盲目崇外、依賴外人的思想，要樹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