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本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通過了《促使重慶屈服的工作方案》，決定“運用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利用作戰的成果，乘機促使重慶政權屈服”。1942年1月，日本首相東條在議會宣稱：“今後帝國對重慶之方案，如其仍然繼續抗戰，則徹底粉碎之；同時熱烈期待其反省，促其完全拋棄對英美之依靠性”。九月，東條在日本中央協力會會議上談對華方針時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中國沿岸完全被我壓製，滇緬路亦被我完全切斷，以及我屢次進行的作戰與不斷的討伐，致令重慶政權之戰力日益低下，現在它還依靠英美的援助而繼續抗戰，吾人當積極采取政戰兩方麵之手段”，促使蔣介石國民黨“參加和平陣營”。在太平洋戰爭前，日本是利用英美壓蔣介石國民黨投降，這時則轉變為分化蔣介石國民黨和英美的關係以促使其投降了。
在法西斯勢力猖獗一時，國際國內反共潮流的高漲，誘降、投降的風氣大肆活躍的情況下，人民關心的是假若中國抗日戰爭變了質怎麼辦？也就是說戰爭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怎麼辦？楊傑說：那末人民和政府要分離。
人民在艱苦的局麵下過著餓肚子穿破衣的困苦生活，仍然堅持鬥爭，仍然堅持解放，也仍然要獲得勝利的。
假若政府變了質，去和反革命妥協，那末同盟國被削弱，勝利就比較困難了，因為敵人可以抽出力量去對同盟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不僅世界戰局較難解決，就是世界戰局解決了，中華民族仍有艱苦的奮鬥，才能獲得勝利，這種勝利仍然是可能的。
楊傑透徹地分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起因、性質以及對世界反法西斯大戰的影響，說明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舉足輕重的地位，駁斥了資產階級軍事家們以及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中國的抗戰在世界大戰中是無足輕重的，沒有國際援助，就不能繼續進行戰爭，就要失敗的謬論，楊傑指出了不管可能出現那種情況，中國人民都將獲得勝利，堅定了中華民族為求民族解放堅持抗日到底的信心。
那末，中國人民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求雙重解放能成功嗎？
楊傑肯定地回答：“我堅決的答複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他認為：新土耳其在凱末爾的領導之下，在艱苦的局麵下，一麵和內敵一麵和外敵，是在雙重敵人之下勝利的。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是一個日益衰落的封建帝國——奧斯曼帝國。大戰爆發後，土耳其加入德奧帝國主義集團方麵作戰。土耳其成了德國的半殖民地。
戰爭給土耳其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人民大眾負擔了戰爭的全部負擔。戰爭結束，土耳其人民處於饑餓、貧窮和破壞的境地。
國際上，戰敗了的土耳其，麵臨著被協約國帝國主義列強徹底瓜分的危險。1918年10月30日，英、法、意等國強迫土耳其簽定了喪權辱國的穆德羅斯停戰協定。1920年8月，又迫使土耳其簽訂色佛爾和約。結果，奧斯曼帝國在西亞和北非的所有屬國全部被英、法、意等國所瓜分，土耳其本土的沿海地區和附近島嶼也被列強所分割，歐洲部分的領土隻剩下伊斯坦布爾一隅之地。英法軍隊占領了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海峽，並進駐當時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政治經濟上也喪失了獨立自主，淪為英、法、意的半殖民地，國內國外雙重統治者的苛嚴殘酷剝削與壓迫，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激起了土耳其人民的無比憤怒，1919年5月開始了反對外國占領者和國內封建地主的革命戰爭，救亡圖存求雙重解放的鬥爭席卷了廣大的農村地區。貧苦的農民是遊擊戰爭的主力，土耳其年輕的工人階級也積極投入了革命鬥爭，但當時工人階級的人數不多，缺乏組織和政治鬥爭的經驗，因此，沒有能夠成為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者。以商業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由於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反帝反封建的態度比較明朗，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凱末爾就是一位傑出的代表，在民族資產階級愛國組織“護權協會”推選下，選出了以凱末爾為主席的代表委員會，1920後4月23日成立了國民政府，它依靠工農群眾的支持和蘇聯的援助，並利用了英、法、意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對內擊潰了土耳其素丹政府的反動軍隊，對外挫敗了希臘侵略軍。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正式宣布為共和國，民族獨立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
楊傑讚賞這種為人民利益而戰的戰爭，雖然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也能在雙重的敵人之下取得勝利。
他還指出蘇聯也是如此，“它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在艱苦的局麵下，一麵和內敵，一麵和外敵，在兩種敵人的夾攻下勝利的。”
俄國在列寧領導下，取得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國內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和滅亡，他們到處組織暗殺、破壞和陰謀活動，妄圖推翻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國際上帝國主義極端仇視十月革命，他們不甘心喪失在俄國的巨額投資和貸款，同時更害怕本國無產階級也學習俄國工人的榜樣，起來推翻他們的反動統治。因此，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第一天起，就進行各種形式的破壞、幹涉。在反蘇的旗號下，國內國外反動勢力互相色結起來，一心要把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裏。
十四個國家外國的武裝幹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使全國四分之三的國土被敵人侵占，失去了重要的糧食、石油和煤炭產地，百分之四十的工廠被迫停工，人民遭受到饑荒，使年輕的蘇維埃麵臨著極其嚴重的困難。
蘇俄人民在列寧的領導下，製訂了一係列對內對外政策，與敵人進行了殊死的戰鬥，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保衛了十月革命的成果，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對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起著深刻巨大的影響。
以上兩個例子，一個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國家，一個是處於無產階級剛剛掌握政權的國家，他們的戰爭都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戰，都是在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雙重夾攻之下的困難局麵裏取得勝利的，因此，中國人民求雙重解放的革命戰爭也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楊傑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比蘇聯當時所處的情況更為有利，侵略中國的外國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是共同的敵人，不像蘇聯是一個國家對付十四個國家的武裝幹涉。中國的空軍根據地是如此之多，而且有陸軍力量的牽製，所以，要製日本，中英美蘇聯合起來，日本必敗。因為民主國家是正義的，人道的，而且人多物博地大，經濟力、生產力富強，現代戰爭勝負的因素是由以上來決定的。所以，東亞新秩序、歐洲新鐵序、世界新秩序的胡說八道將要受到嚴重的懲罰，因為他要想消滅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目標是癡人說夢，因此，我們的勝利是必然的。
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那段極為困難的處境裏，楊傑堅定了人民抵抗到底的信心和決心，曆史的發展也是如此的，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全民族求解放的戰爭，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在國統區一麵為堅持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一麵領導了抗日民主運動，使廣大的人民能夠獲得抗日的民主權利，同時，在解放區裏建設了民族政權，使人民得到自身的解放，以集中力量一致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從而使抗日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使中華民族完成了求民族解放的任務，進而三年的解放戰爭，使中華民族得了完全的自身解放，最終完成了中國人民求雙重解放的任務。
楊傑自己雖然沒有看到這一天，但是，他的願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實現了這一求雙重解放的任務。
四、戰爭的教訓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世界進步人類同德、日、意法西斯之間的一場大博鬥，最後以世界人民的偉大勝利和法西斯侵略集團的徹底失敗而結束。
戰爭不論就戰場上的規模來講，或是就戰鬥的激烈和消耗巨大的程度上來講，都是空前的。時間持續了八年之久，參戰國達六十一個，人口涉及到十七億，占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作戰區域遍及亞、歐、非和大洋洲四十個國家約二千二百萬平方公裏的擴大地區，以及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的遼闊海域；各國參戰兵力共一億一千萬人；戰時死亡約五千萬人，其中半數死於戰場，半數死於法西斯集中營及其他地方；直接軍費近一萬二千億美元，戰爭破壞造成的物質財富損失高達四萬億美元。
楊傑說：這種全球性的戰爭，它的毀滅性之大，實在令人膽戰心驚，每一次戰爭都要犧牲很多生命財產，而這次戰爭中，所犧牲的生命財產，不知道比曆次戰爭的犧牲大過若幹倍。“如果死者的血一定能夠給下一代的人們寫下一頁所謂’曆史的教訓‘的話，那麼這次戰爭的教訓應該是最深刻最動人的教訓。”
我們知道，戰爭是頂殘酷的東西，繁華的都市，美麗的建築，轉瞬之間化為焦土了；青年的男女，新婚的夫婦，轉瞬之間變成了炮灰了。戰爭破壞了世界的秩序，破壞了社會的組織，破壞了人類的生活，所以，飽受戰爭蹂躪的人們，所得到的戰爭教訓就是希望消滅戰爭，永久和平。
關於這個問題，楊傑認為：事情雖然隻有一件，因為各人的觀點不同，見解就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尤其是戰勝者和敗者之間，雙方差異之大，隻有南北極的距離，才可以同它相比。戰敗者那方麵，必定會信奉“準備流更多的血，洗去被恥辱玷汙的曆史”這一條真理；而戰勝者所標榜的是“消滅戰爭，永久的和平，就是永久的勝利”。這就是戰敗者和戰勝者對戰爭與和平的觀點。
至於戰爭結束以後，關於和平的問題，人們又是怎樣理解呢？
年底消滅法西斯軸心國的武裝，就能保衛和平。
這是由於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於破壞世界和平的法西斯主義已經恨入骨髓，所以大家一致主張徹底消滅法西斯軸心國家的武裝，一致主張軸心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如果不這樣辦，就不能徹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就無法防止這些國家東山再起。這種主張，從對法西斯主義的仇恨感情上來說，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如果細細地想一想，分析一下，就知道這種保衛和平的方法不現實。因為，他們認為世界上隻有法西斯才能發動戰爭，所以消滅了法西斯就消滅了戰爭。事實上，問題決不是那末簡單的。楊傑說：“法西斯主義的曆史不過二十多年，而侵略戰爭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要是民主國家陣營裏麵不僅僅有一種文化，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還有階級存在，要是這一種文化還歧視排斥並企圖消滅另一種文化，要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階級與階級之間，還進行著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榨取。縱使法西斯國家徹底地消滅了，侵略戰爭在世界上仍舊是不會從此消彌的。”這就說明了由於帝國主義的本性決定，帝國主義各種矛盾發展不可調和的結果，而產生了現代戰爭。所以用單純消滅法西斯主義軸心國的武裝來消滅戰爭保衛和平是不可能實現的。
要是在消滅了法西斯主義的武裝同時，也消滅民主國家的武裝，能保衛永久的和平嗎？這個問題一定會使很多人大為驚異，他們好像認為，武力的保持是戰勝者所特有的權利，因為，民主國家為了要鞏固既得的勝利，為了要保衛世界和平，就不能不利用武力。
楊傑認為：國家民族之間的衝突和仇恨，並不能用戰爭的手段來消除。比較進步的國家民族，對於比較落後的國家並不能一視同仁，他們的腦袋裏還充滿著“優越感”，他們還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進步的國家民族，所憧憬的所企圖建設的世界新秩序，仍舊是建築在人剝削人和民族剝削民族這種製度之上的。有些國家口口聲聲叫喊解放被它們的敵國所奴役的國家民族，而對於自己的殖民地國家，卻繼續在加強統治，不許他們獨立自由。盡管那些宗主國的政治領袖講得怎樣動聽，不過是騙人的外交詞令罷了。
所以，戰勝國的民主國家是絕對不會放棄自己的武裝，這種保衛世界和平的方法也不可能達其目的。
那末怎樣才能保衛世界的永久和平呢？
楊傑認為：那時候的世界必須是：第一，戰勝者不再壓迫戰敗者。第二，強大者不再奴役弱小者。第三，富有者不再剝削貧窮者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永久和平不是用武力來保衛的，而是用徹底解除武裝來保衛的，因為武力並不能保衛永久的和平，武力隻能破壞世界的永久和平。
楊傑所提出的這種和平方案，能實現嗎？他自己也認為：很顯然地，這樣的原則所產生的和平方案，是不會為強大國家所接受的，強大的國家絕對不願放棄武力，就是弱小的國家也不願意放棄武力。武力和軍備的徹底銷毀，不但強大的國家不成其為強大，甚至連弱小的國家也不成其為國家了。因為國家機構和武力是分不開的，國家代表一種權力，沒有武力，權力便無從維持，無從表現。那個國家的統治者願意放棄自己的統治權呢？所以，楊傑認為：用徹底解除一切武裝來保衛的世界和平，隻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被奴役者所追求的和平，這是一種永久的和平。而壓迫者、奴役者、剝削者所追求的和平，是必須用武力來保衛的，這是一種暫時的和平，是國家與國家互相對立之下的一種力量均衡，也可以說是矛盾的統一。暫時的和平裏麵孕育著戰爭的種子，它的作用不是為增進全人類的幸福，而是促使全人類準備進行下一次的戰爭。所以，世界上的真正的永久和平“隻能在國家衰亡以後才能實現”。
楊傑說：“曆史的規律總有一天要把國家推上衰亡的道路。”
但是，在國家還沒有壽終正寢的以前，武力是不能放棄的。因為，殺人的武器在強者手裏，征服的藝術一日千裏地進步著，弱小的國家民族沒有建設永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權利，它們隻能在“奴隸”與“抵抗”二者中選擇其一，已經戴上“奴隸”帽子的國家民族，除了采用流血的革命手段對征服者進行無情的鬥爭以外，沒有別的方法能夠使他們得到真正而完全的自由解放；尚未喪失獨立的國家民族，若不積極地不顧一切地準備抵抗，隨時有被征服者征服的可能。
所以，楊傑肯定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交戰國家，若不能放棄自私自利的狹隘觀點，不管最後的勝利屬於那一方麵，都無從建立永久的和平。”
因為，隻要人類的思想裏，尚有“利潤”二字存在，這種自私自利的觀點，是不會被戰勝者自動放棄的。利潤是使戰勝者變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也愛和平，但是帝國主義者更愛吮吸弱小民族身上那香香噴噴的血液。
可見，帝國主義本身就是戰爭根源，要建立永久的和平，不首先消滅帝國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因而，人們就會問道：“第二次世界大戰能使帝國主義消滅嗎？”
楊傑說：“我們很謹慎地回答：’未必‘”。
關於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和平的問題，楊傑認為歸納起來有兩種方式：
第一，戰勝國徹底解除戰敗國的武裝以後，也跟著徹底解除武裝，連中立國也徹底解除武裝，消滅人剝削人的經濟製度，使全人類的經濟活動百分之百地用於增進全人類的福利，這種和平是永久的。第二，戰勝國徹底解除戰敗國的武裝以後，繼續使用武力控製戰敗國，使用經濟力量去榨取戰敗國，而且在戰勝國之內或戰勝國之間還依舊進行著人對人的剝削與榨取，使人類的經濟活動大部分用於加強國家的武力，這種和平是暫時的。
很顯然，我們非常希望戰後第一種和平的實現，可惜我們研究的結果，幾乎把第一種和平的實現完全否定了。這次戰爭可能毀滅幾個國家，它決不能毀滅一切的國家。雖說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有實行世界革命的思想和計劃，可是這次戰爭將證明，法西斯主義的世界革命是一種狂妄的夢想；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至少還需要經過一次或幾次更殘酷的戰爭。毫無疑義地，國家組織是不會在這次戰爭中毀滅的，中華民族還需要在國家組織的保護下生存發展。
從以上的分析、研究中，楊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血的教訓，就是消滅戰爭、保衛永久的和平，為此，他確切地分析了幾種和平方案，但是，在現階段的曆史時期，“利潤”還存在、帝國主義還存在，戰爭不可能避免，戰後也不可能實現永久的和平。事實上，戰後一直也沒有停止過局部的、小規模的戰爭。他進而指出：要實現人類永久的和平，必須消滅帝國主義和國家的衰亡，這就需要人們不斷地努力，去爭取、去實現。
縱觀楊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剖析，提出個人以下幾點意見，不妥之處請批評指教。
第一，楊傑是在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時來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由於他直接投身於反法西斯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對戰爭的情況比較直觀、熟悉、了解也較深刻，也就是說，他是置身於實踐中，又把實踐提高到理論上來剖析，因而，他的論點是有說服力的。
第二，楊傑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正是法西斯主義猖獗一時，國際國內反共逆流高漲之時，他在國統區發表了一係列有關著作、文章、演講等等，對象是軍隊、陸大學員、外交部工作人員、大學生、國民黨黨政人員、民主人士等，向他們直接揭露和抨擊了國際上勸降和國內掀起反共磨擦的實質。指明了人們隻能認定一個敵人——法西斯主義者與它們鬥爭到底，這對堅定國統區人們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第三，楊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性質、教訓的分析既全麵又具體，既抓住了本質問題，也注意到現象問題。關於起因問題，他不僅指出帝國主義本身就是戰爭的根源，而且具體分析了國際上各種複雜的政治目的以及狹隘的複仇主義的抬頭，也是釀成世界大戰的主要因素之一；關於性質問題，他能夠進一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不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帝國主義為瓜分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發展到法西斯主義要霸占全球、奴役全世界人民的野蠻戰爭，人們除了堅決地起來與法西斯搏鬥外再無其他出路；關於教訓問題，鑒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成為奴役全球人民的野蠻戰爭，而且破壞性之大是空前的，人們不難想象第三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毀滅將是怎樣。因而他從根除戰爭，保衛和平進而分析到必須消滅戰爭，努力爭取國家的衰亡而達到永久的和平。它給人們指出的教訓是多麼生動而又具有多麼深遠的意義。
第四，更可貴者，楊傑熱愛祖國赤誠之心，自始至終一直貫穿在他坎坷的人生行動中，貫穿在他的著作、文章、演講中，他給中華民族指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反法西斯主義奴役的搏鬥中，必須艱苦奮鬥，求得自身和民族的雙重解放，作為一位國民黨的高級官員，能有這種超前的思想，怎不使同輩人心悅誠服，後輩人衷心敬佩。
第五，楊傑是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剖析的，因而能掌握問題的實質，科學辯證地預見了戰爭的結局。曆史事實證明，他的分析和預見是正確的。表明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這位軍事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卓識淵博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