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注是雙重性的：活動範圍的完整性、集體生活中的焦點。新範疇因為顯出了其才能與成果，它從當時還占主導地位的範疇中奪取了它存在的理由、它的權力。它貶值的技巧被貶低到次要位置或被廢棄不用，在已變化了的物質世界中，它再也不能確切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受其影響的社會群體必然表態；在承認這個過程的同時，采用新技巧和新產品，並且重新組織起來。在達到優勢之前，一種新範疇在某段時間內依然是次要的。在非洲某些部落裏，鐵匠和木匠被排斥在存在之外，被剝奪耕種的權利，被迫乞討糧食，他們和鬣狗或狐狸，即象征著荒漠、愚昧和死亡的動物混為一談。行為舉止沒有什麼不同；由於受到壓力和歧視，手工業者當時具有人們賦予他的特征，變得奸詐、令人擔憂等等。在希臘這個取得巨大成功的地方，手工業者聰明而善思；哲學家們都要向他們學習。
對抗被納入到一個範疇中，並且隻有通過轉化成一個範疇才能得到緩和。其諸項內容在曆史上並且被曆史所改變：然而這些內容卻時時處處都被列入社會準則的體係內，同時給差異指出方向。吉勒貝爾。西蒙頓寫道：“如果追溯到更遠的過去，人們可能會發現，這種或那種文明也在貴族的技術與非貴族的技術之間進行選擇：希伯來民族的曆史給予牧人的技術以真正的特權，而把土地看作可惡的東西。上帝不接受阿貝爾的祭品而接受該隱①的祭品：牧民優越於耕種者。《聖經》中包含許多從繁衍牲畜的方式中得出的思維模式和範例。相反，《新約全書》則包括了從耕種者的經驗中衍生出來的思維方式。從神話和宗教的起源中，人們可能會發現某種工藝上的成見，它把一項技術作為高貴的東西並使之神聖化，而拒絕給予其他應用這項技術的人以權利，甚至當這些神話和宗教被實際應用時，也是如此：在多數人的技術與少數人的技術之間，在被看重的技術與被貶低的技術之間進行的這種最初的選擇，使得吸收技術模式的文化具有偏袒、非普遍性的特征。”
無論有關的群體所屬的性別或社會階級是什麼樣的，分離、對抗、等級、征兆和手段，都與自然劃分緊密相關。盡管如此，與男人相比，女人作為特殊本領的擁有者和生產者，還是已經被拋棄到低劣的等級中，並且絲毫未顧及她們的產品與才能。弗裏德裏希。恩格斯敏銳地觀察到——而且我們自己的評注傾向於表明怎樣和為什麼——“兩性之間勞動的劃分受其他理由的製約而不是由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來決定。”
這種差距取決於什麼呢？事實上，社會促使連續不斷的劃分，劃分的手段及其特征適應它的變化度，用它的言語表述出來：尤其是兩性的差異與區別上的言語。為了理解其中的意義，不應忘記，沒有遺傳特征的男性對女性的統治——為證明這點所進行的分析沒有什麼結論性意義——植根於聯合社會群體中。那樣，這種統治僅僅與合乎規定的性關係有關；與環境、能力、活動的關係，對於兩性來說實際上機會是一致的。男性充其量是確保維護群體、尊重領土疆域的角色。
狩獵者與采集者的專門化把這些關係擴展到能力及與動物界、植物界交換的方麵。
男人的重大影響同時受到了對於女人的一種雙重依賴性的限製。
一方麵，男人成為狩獵者，也就構成了一類確定的生產者，同時他們確定女人為等值但又不同的生產者；他們不得不取得她們的協助，務必使她們給他們保障必不可少的供應。以這種名義，女性的工作任務仍然與他們並存與和諧。一分為二取代了最初的均一性。另外，靈長類與最初的亞人類的集體中，男性分裂為繁殖的個人與不繁殖的個人。這種劃分對於組織交換活動、劃定資源、勘探區域起了反響。在這方麵——社會方麵——通過世世代代，尤其是男性的世代而形成的緊張狀態顯露出來。應該想象，伴隨著劃分，這些緊張狀態轉移到兩性關係之中，這時，代與代之間的區別轉到了次要地位。
另一方麵，人們記得，聯合社會群體傾向於把年輕男性棄置到外圍。的確，青少年群中既脆弱又受威脅的唯一聯係是與女性聚合在一起，與母親們在一起。男性群體對此漠不關心：群體的完整性要求必須如此。然而，男人群在確保招收男孩、取消他們與女性群體的聯係中大有好處。自從每種性別掌握特殊的能力，並從自己的特殊活動天地中占優勢的那一時刻起，男性後代變成了極其重要的賭注，允許男人取得對這種賭注的支配權。與他們相比，女人構成一個享有一定獨立性、不容忽視的對立力量的實體；男人們被迫與她們和解，同時試圖使她們屈服於他們的權力。在這方麵，在這些集體中，社會管製直接運用到人身上；等級製度建立於對她們參與群組生活的基本行為進行調節的基礎上，並且客體對象與人相混淆。相反，在我們這個社會管製運用到客體對象的集體中，等級製度建立於財產所有製的基礎上，而且人與客體對象相混淆。
不想超出一種理性、思辨的限度，人們可以肯定，狩獵與采集的第一次分離，是在一種等級製度的範圍內發生並擴散開來的。在這種範圍內，地位差別在集體組織的所有習慣中得到有力加強和充分表明。這些差距促使分離與對抗增強，以至於使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寫道：“勞動的劃分在男性對女性的虐待中根深蒂固。”
隨後的劃分曾為預先注定；它們保存了人類特性分配上的同一風格特征。與此相應，參加事務活動、創造資源、再現及發明各種知識的諸多方式，保持與環境的特殊關係，這些已經成為男人或女人的使命，因為這些活動都帶有確定的性別標誌，所以它們被歸於男人或女人。技藝、手段或物質力量在某一時刻是根據其發展程度或地理區域進行判斷的——有“女性”農業或手工業，如同有“男性”農業或手工業一樣——它們作為這種性別或那種性別的特權，帶有明顯的標誌。與之明顯對應，人們根據先定的以及因此被看重或被貶低、被認為主要或次要的、支配地位的或附屬地位的劃分界線將它們予以排列。人們在這裏覺出其遠古根源的社會等級，通過給自然劃分的等級賦予其特色而與之相互交織。這種聯合，通過把它擴大到以前不是其管轄範圍的生產和繁殖領域，從而改變其應用程度和屬性。
人們可能有權利認為，在這一整個期間，對於女人的本領及其後代的雙重依賴，保存了男人完好無損的力量，這是男人巨大影響在集體行為各個方麵所表現出來的力量，同時這種力量還強行規定必須維護適應的規範和製度。更何況，在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差別忠實地反映財產所有製狀況之前，而且在生產者與靠他人勞動為生的人分裂之前，社會群體間的關係也成為生產者群體間的關係。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取決於他們的勞動，因為這種勞動帶來的榮辱影響了他們自己。人類尤其是由狩獵者、采集者、耕種者、牧人等組成，而他們各個部分同時卻表明他們屬於一個小集團、一個部落、一種性別、一個年齡組，一些特殊的生物力量及精神力量，概括地說，都擁有他們的社會地位。而特權或奴隸地位與之相符。所以，人類集團地結合在生物種類或物質種類結合的延伸部分被感受和設想。列維-斯特勞斯寫道：“從這兩個角度看，（社會等級集團和圖騰群體）應該承認，社會功能體係適應於自然種類的體係，人類世界適應於客觀的物質世界。”
這樣，社會集團被看作與自然範疇同一：社會就是一種自然，自然也就是一種社會。因為，集團與範疇同它們各自的活動範圍一起，被視為與一種或另一種性別相似，所以，社會化（或稱社會的適應性）與一脈相承的雙重運動加強了在集體演化與生存中將二者分離的對立、不均等這種雙重運動也同樣引申到宇宙方麵，因為一切出現在地麵上的，如同顯現在天空中的一樣。認識論是有性別的，物理學、天文學、工藝學、生物學也是有性別的。神話和宗教記錄了其中的性別特征，並且給予它一種持久的形式，按照字麵意義嚴格地結識這種形式將是很重要的，把它看作神靈上的簡單虛構，而與人類創造現實的事物所用的方式毫無共同之處，這可能更為重要。
階級社會的產生，引起了根本變化。間接的政治經濟體製取代了直接的體製和建立在占為己有基礎上的等級和組織。有產者或無產者的身份是決定性的，並且通過整個組織而延伸。繼用於排列、劃分能力、手段及其實踐者——馬克。布洛克稱之為“發明的持有者”——的性別標準之後，緊接著出現了體質上的標準，它把手與腦對立，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對立。而體力勞動被認為與人類——即與主宰者——不相適合的，腦力勞動有時則被認為充滿著虛幻的榮譽。
作為世界組織者的男性與女性的原則被取代，為的是精神原則和物質原則的利益。這兩種原則，即是在人類與世界的組成與構造中智力與物質的二分法。認識論是惡的——魔鬼可能是影子、觀念或軀體——一切都像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一樣。姑且不談這些混亂不堪的東西，在一個社會中表明生產者與藝術發明者的差異，對立、區別的種種手段，並沒有改變因為分離關涉物質世界與改造物質世界所特有的種種方式的裂痕。這些手段似乎說明了進行反自然的嚴酷鬥爭的必要性。用常用語來表達，即，其實是一個人群反對另一人群，以及反對它拒絕承認為自己所有的一種自然而進行的鬥爭。
劃分有它固有的動力，即許許多多才能與現實在男人中間，引起的潛在分類界限的“發電機”。在被這樣規定範圍的區域內，按照其結構規則，集體對其成員進行安排，分散或集中他們，指導其走向中心或邊緣，走向上層領域或下層領域。許多學者不承認這種動力，而是在人類的解剖生理學的特殊性中探索其原因，把其作用，尤其是遠古社會中女人隸屬於男人所采取的形式，與遺傳過程的影響相混淆。關於這方麵，談論女人被男人據為己有，正如恩格斯所提到的，階級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與在靈長類社會群體中體現出來的一種統治關係，這是動物生態學家和人類學家們所滿足的解釋。這些不適當的同化貶低了活動的分配，以及與純技藝、經濟或本能等諸多問題相應的男人與女人的關係。借助於二形性現象，差異得到了解釋，衝突變得毫無意義；另外，生物學上的局限使之成為理論上不可能的事，並且把它置於次要的方麵。
相反，如果人們相信這些結構的脆弱性，那麼所描述的巨大的原動力則闡述了兩性之爭；它解釋了其中的理由及其持續不斷的特點。況且，這種鬥爭集中體現了根據其真正構成要素而進行的劃分，也具體形成了從製度與生產者角度能保證男人權威的一種社會組織。這樣，從屬關係就很清楚了，再沒有必要求助於大量不肯定的原狀，例如從腦體積到靈長類的遺傳學，從女人的缺乏到體力與智力的不足。而且還有這種事實：久而久之，各種社會群體，轉而讚成一種習俗或一項法令——禁止亂倫——在這種習俗或法令所滲透現實的各個層麵，對這種鬥爭附加了多形性。
二、禁止亂倫外婚製自然劃分
在這種長期的過程中，男人們構成具體組織的主要要求與禁忌是一致的：在資源、能力和工具方麵，男人與女人嚴格分開。為了保障對集體來說必不可少的事務的連續性，相互幹擾減少了，而各自的領域得到了保護。社會的每一部分都與現實相結合，依靠的是建立障礙和規定禁止這樣的手段，這是智力和實踐境遇的禁區，它同時也保證防護整體中的特殊功能及相對的權力。這裏，個性化服從於人們不斷恢複生氣的一種相互依存：種種努力分配進行，遷移整齊有序地開展，工作任務也遵循年度和季節的節奏。從一開始，性別就在一個個領域裏決定著個人的地位，並且為了使社會群體和生產者永久延續下去而選擇。女孩加入女人群體，男孩被男人群體吸納，這一切無疑地成為非此不可的事，並且一切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位人口統計學家兼人類學家關於此原始社會的主題寫道：“可能隻需提請注意兩個重大的差別（與我們的社會相比）就足夠了：母子、父女關係的差別，一旦男孩走出童年，他就隻經受唯一的父親權威的領導。母親不再有真正的影響。另一方麵，女孩生活在幾乎為她母親專屬的控製下，並且，除了婚前締結婚約外，她的父親很少關心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