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內觀，是主體內在的心性涵養。在《觀物外篇》中，他指出“以物觀物”與“以我觀物”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是因性，後者是任情。“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故“以物觀物”對於主體來說就是“以性節情”、“以性化情”的過程。這樣看來，觀物不僅僅是向外認知活動，而且也是內在心性涵養的過程。如同道家的體道活動中要“致虛極，守靜篤”，“心齋”，“坐忘”一樣，以一顆澄明之心去洞鑒道體。邵雍言：“人心當如止水則定，定則靜，靜則明。”(《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即是此意。在《觀物內篇》中，邵雍又指出：“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強調觀物是一個不斷超越的過程。首先是對感官的超越，從感性直覺進入理性認知，繼而是對知性的超越，從理性認知而進入理性直覺。其結果是由客觀理性認知活動家轉化為個體的道德修養活動，最終完成了從認知到直覺的飛躍。這裏“以理觀物”中“理”既指物理又指性理。“以理觀物”不僅僅是按照物的內在之理去觀照、去認知，也是對人的內在性理的察視。觀物活動同時也是一種“養心”活動。“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同上)“養心”要由直道，盡至誠。“至理之學，非至誠不至。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同上)，由至誠以通至理，客觀的理性認知離不開主體的心性修養。“以理觀物”也就是“以物觀物”，二者是統一的，都是內觀外視的過程。由此邵雍把儒家的性命之學與道家的物理之學涵攝於觀物思想之中，既強調客觀的理性認識，又重視主體的道德修養。正是通過這三條途徑，邵雍成功地建構了一個儒道兼綜的哲學思想體係。在此基礎上，他對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人關係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天人統一於一心”的“天人合一”思想。
(二)天人統一於一心天人關係問題一直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問題
儒道兩家都以究天人之際為其哲學之旨歸，並因此形成了一種“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維模式。但由於兩家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其哲學思路也不一樣，所以兩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盡相同。儒家側重於探討人性問題，由人性推究到人道，把天看成人性本質的外化，繼而又把人性看成天所賦予的，主張盡性而知天。如孟子提出“盡心知性知天，存心事性養天”的“天人合一”思想。認為人的道德本性根於人而受於天，人隻要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便能實現與道德本體即義理之天的合一，從而從人的心性上論證了天與人的合一。《中庸》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心性學命題。這裏，前一個“性”是統人物而言之，指稟受於天的天性，後一個“性”則是專乎人而不兼乎物，指人性即仁義之性。“道”即“立人之道”。這句話是追本溯源，人與物之性同稟受於天，人性源於天性，人與物共由一道，人道源於天道，也是在心性論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而道家則側重於研究天道自然，由天道而及人性，按照天道來規範人性。其“天人合一”思想主要體現為“以人合天”。如老子從自然主義的天道觀出發，由“天地不仁”推導出“聖人不仁”，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人事的運作應效法天道。莊子則提出要“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主張“以天合天”，“人貌而天虛”。認為人性即稟受於宇宙的自然本性，天人本不可分，隻因人為仁義道德蒙蔽而失去本性。故造成天與人的對立，主張恢複自然本性，回歸天地自然，就能實現與天合一。儒道兩家在處理天人關係問題上都因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聯結點而各有所蔽。原始儒家執著於性命問題的探討而忽視了對天道的研究，故蔽於人而不知天。原始道家對天道作了充分的研究而忽視了性命問題，故蔽於天而不知人。
《易傳》則會通兩家思想，取其所長，去其所蔽，形成了“天道性命合一”的形上思維，從形而上的角度解決了兩家在“天人合一”思想上的分歧。“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傳·係辭上》)人性源於天道，天道落實於人性，人性與天道是一而非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