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該送收容所？沒見過有關的法律條文。恐怕是沒有。可能有些內部條例，也沒有見過。一般以為是達不到犯罪——慣偷巨盜殺人放火，顛覆政權，攻擊領袖，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那就進看守所候審待判。除這些之外，一切有各類輕罪小過（具體的誰都永遠理不清講不全，因為它們太多太雜且因時而異，碰上戒嚴、嚴打、整頓、兩手都要硬等名目時更是“拎不清”）。但收容所存在的這五十多年，長期占據裏邊大通鋪位的絕大部分就是一種人，統稱為“盲流”，又基本是外地人。即非本地、本市戶口的。在某些時期，連本縣市已下鄉的知青回家，包括過春節，都曾被軍警民聯防查出扔將進去。我安順的好些朋友回城過節，都有在當地收容所（或臨時收容所）“喜相逢”並熬過長夜。但隻要是本城人，又不犯大罪，一兩天便會通知家屬、居委會或有關單位保領出去。
還是回到那個早上。我們被押進了雷公山遵義收容所。一道沒有任何標誌的黑漆鐵門。可駛入卡車。兩邊是兩三米高的青磚牆。進了個大泥土院，又是牆和門，鐵皮門不足一米寬，裏邊還有一進深短、左右長的小院。兩邊有幾間廂房，後來知道是管教們的辦公室，門外有崗亭，大門外是看不到的。門邊有塊方木牌，才見到“遵義收容所”幾個字。
男號約有一個小學班教室寬，而左右長差不多相當兩個教室。進門兩米餘，左右居中各有一條不足一米寬的走道，兩邊抵牆便是高出地麵約二十厘米的水泥大通鋪。鋪的東西一個樣：直接用小把的稻草用草繩簡單捆紮起的草墊（離“草席”還差得遠。粗糙簡陋，但比草席厚，暖和）。不怎麼見被子（後來知道共配有十條套子被，那要大爺級的才能享用），枕頭更別想了。
黔北的元月底是最冷的時節。但大出所料，那號子中水泥麵雖隻鋪草而無被，竟無多少寒意，原來是人太多了。我這一輩子再也沒有見過一個比火車箱略寬、卻長不了多少的屋子竟可以住進兩百四十多人還得除去右角上隔出幾平方米的茅坑。七十年代，“文革”中期，中國百業凋零，天怨人怒，然而也可算是中國社會政治悲劇的某個轉折點，或者叫必須救亡圖存的新思維孕育期。僅從時間段上說，臨近春節，哪怕是民窮國亂，畢竟是有幾千年積澱的中華民族永遠的第一盛節——市麵上各類壞人叢生，為找年飯米，盲流橫流，這地方不填悶才怪。其實這裏天天有進有出，本地人無大罪且能找到保人的，關個天把也就踢出去了。連水西第三天也由廠裏保衛科領出，在廠裏又關了幾天，這自然是後話。
此地既無法且無常規，便隻有例規或因形勢而變的臨規。那時的臨規似乎是：先塞進來。實在裝不下了，則分人以分批加快審詢，本地區縣市的，被認為不入“罪犯”的盡快通知有關人領走。沒人領的盲流行乞小偷鬥毆打架之類，隻要不碰上詢問者特不痛快時——一般盡快滾蛋，騰籠換鳥。外地的麻煩得多，被認為送不了看守所的（這裏和監獄一樣，進來了就沒有冤枉的，不可能沒個特別說法就放你出去。百姓被誣，剛烈者要向政府或製冤者討個說法：所謂你不給我個說法，我就要給你個說法。執政者抓了人，本身就是說法），等某方向湊齊了人，即約一卡車人，便押送出走。如當時遵義收容所主要轉運三個方向：往貴陽、往重慶、往（貴州）畢節。那時似乎不押上火車轉運，也許是火車都很擠，貨車車皮更緊張，這些人不配使用較高的押送成本吧。
而以上這一切處理都沒有任何常例：因時因人（管製者）而異、而隨意。比如何時審，用什麼手段審，文審武審文武兼用皆可。也不回避什麼，一次可現場審多人。例如有五個重慶下到雲南的知青，提前回家過年而沒買車票混車坐，一路上和乘警列車員等周旋，快到遵義時還是被揪了出來，由站方直接送到收容所。案情簡單，五個男生一道過堂，蹲在審訊室中一人問了幾句話，長得高大壯實的王彬被管兵隨性用添煤的火鉗拍了兩把。我進去時他們已關了幾天，後來還讓我看了腰上的兩條紅印痕，或許是當時看他不順眼，這幾位等著轉運回原籍，即現戶口所在的雲南思茅。此間多以貌取名，不久我便和眾人稱奤哥的王彬成了朋友。他說從遵義到思茅，起碼要轉貴陽—安順—曲靖—昆明—玉溪才到思茅，再到他們農場所在的景東，起碼三四個月，誰熬得出來！五六個收容所，不被打死病死也得餓死，必須想辦法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