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書小記
何銳
一九七○的冬天並不比往年冷。離過年還有十來天，我急匆匆從插隊的鄉下趕回安順，又馬不停蹄地乘火車趕到遵義。已是下午六點過。水西接到我，擠公交、轉車，一路飛跑，抵攏十公裏外的南郊舟水橋遵義堿廠，已快九點了。那年月我們多麼年輕，不怎麼知道累。何況我並不是去閑逛，要去幹的事精彩且刺激，幾乎可以說令人神往。行動計劃兩月前已在安順南街我家小院中商定，時間當然也經過仔細計算。
水西是堿廠工人，我們才認識一年多，是我老哥介紹的，隻能算是知青之外的新朋友。他比我大一兩歲，黑瘦、精幹，知道他幹過不少異常凶狠的壞事好事，基本屬於好勇鬥狠一類，總歸讓人佩服。但能讓我們快速貼近的是一個共同嗜好——愛書。他小學也沒有怎麼畢業，前兩年有人譏諷他文化低，一發奮，居然用半年時間背下了《四角號碼新詞典》，我曾考過他，沒錯。
不過那年月裏活下來不易，求溫飽亦不易，想讀書則更難。哪有地方讀書？讀什麼書？能找到什麼書讀？老三篇可以倒背，樣板戲已然爛熟……但我可不一樣，至少我周圍的這一小群人不一樣。我們鑽頭覓縫、不擇手段，居然弄到了不少先前出版、如今市麵已絕跡的——到眼下我也說不清它們是好書、壞書、抑或有好有壞的書。隻有一點是清楚的：對書的追求，也就是對多樣自由的人生的追求是我們那一代（生於五○前後）在那一段（七○前後）晦暗生涯的亮點之一。是不是下鄉知青則又另說。這是後話。
當晚我和水西在堿廠的一個什麼車間的值班室狂撮了一頓，因為大事還沒幹，他說暫不見他那些朋友。之所以說狂，是因他早已備下那時下酒的老三樣：鹵牛肉，花生米，鹽豆幹，更絕的是新開了一瓶茅台酒。綠瓷土罐，
軟木塞蠟封。水西得意地叨咕：十多年前生產的，你大不了它幾歲。倒在白瓷碗中果然沉著濃鬱，微微泛綠，幹完後似有濃液巴沾碗底。那恐怕是我第一次品嚐這國酒，四十年了，至今似乎口頰尚留餘香。不斷追問，他就假裝神秘地說：中秋節我在南宮山搞到了兩件。不過隻剩兩瓶了。南宮山是遵義鐵路貨棧，我明白“搞到”的意思，實際上他很快將這事簡略地吹噓了一通，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且按下不表。
第二天起我們進城踩點。幹這種事我當然不是新手。那時節在安順的那一個小圈子裏，準確地說在我南街老家的後院廂房，其中一個屬於我起居的鬥室裏（彼時彼地，多數人家三代共擠一室，也就十來平方），常來走動、深夜不歸的十多個朋友中，多有雄辯滔滔，不乏口若懸河，讓眾人心服的就一樣：能弄到大家心儀的、知名或不知名的好書。多年後我知道，即善本書之一種：罕見難找的書。
這方麵，我具備最狂熱的追求，除了本能的喜歡之外，包括以此謀求異性的青睞，那不也是人生十八的狂野本能麼？
下鄉之前我已夥同薑有等人把母校的資料室洗白了。別人早已捷足先登，我們好歹撈出了兩小捆，都是些不成套雜誌類，沒有古典詩詞，也沒有小說。怨憤之餘收集了一堆老塑膠唱片，掰碎之後提到廢品站，換了七八塊錢，暴餐了數頓。
那幾本舊雜誌並不夠翻好久，也沒有多少可炫耀的。不久我巴結上了兩個“文革”前的大學生，又弄到了些歐美的翻譯作品。其中最拉風的是兩大本手抄的《基督山恩仇記》，全文以類乎小4號字體抄在80克雙麵書寫紙上，開本比原書略大，頁碼竟和原書一樣。藍色鋼筆字，細而不瘦且疏朗，更絕的，全書沒有一處塗改，是一筆清秀硬筆柳體（據關過“五七幹校”的謄抄者說，他用了兩年時間，一支金星金筆都換了三次筆尖）。顯然是散篇抄謄好再精心裝訂的。還有更妙的，書中附有八幅精心描繪、筆風瀟灑的鋼筆插圖——也許是照某一版原圖描畫的。它輾轉流傳，竟不知流落誰家，假若它還出現，今天我寧願用一架藏書，哪怕是一千冊書交換它。
老天有眼，距我家不遠的南大街一側，有座創於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相隔僅五六十米。就是這近在咫尺的寶藏，讓我難忍占有的欲望。結果是經過仔細觀察，我發現隻要沿著我家後院的牆頭前行一小段，再翻過一道不算高的牆，就可直落那圖書館的後院，而且途中還有些可供攀援的小樹。這真是個驚天大發現。此便宜不占，天理難容。於是，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按照觀察了多次的路線，我翻牆撬鎖，順利得手。雖然沒太敢痛下狠手，但手到即擒，信心倍增，又連著光顧了三次。那年月圖書館並不開門營業，鐵皮鎖撬開容易且可假裝關好。總之共弄出了好幾個旅行袋的書，約兩三百冊。
那一段真是我們兄妹的狂歡節。妹妹甚至坦言：我是強盜她是接盜，因那些書她受益最多。獲取的多是譯文雜誌和外國文藝類。有好些合訂本，如《外國文學》、《譯文》；書則都是成本成套的經典名著，如《沫若文集》、《托爾斯泰小說集》等。四十多年後，鬥轉星移，曆經風雨滄桑，我書架上還有幾集郭氏文集和托翁四冊裝《戰爭與和平》殘書兩本，算是那幾次翻牆行動的些許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