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事難料，難事能幹不見得簡單的事就好幹。回到廠裏已是五更將曉，能聽到廠外雄雞打鳴，也可能是廠內雞在叫，那時工廠家屬區偷養幾隻雞也是常事。總之我們累並快活著，水西甚至捂嘴翹首啼出悠長高吭的雞鳴。
第二天我們晚九點半就出發了。我們裝成清潔工，其實還是藍工作棉服，隻是每人戴一頂舊帽子，套一個髒兮兮的口罩。不知他從哪兒弄來一輛清潔工用的有箱板的手推車，上麵裝些布片、舊紙和幾小捆稻草——可以遮擋小雨，保護書。十多公裏的沙石馬路，彎多且不平，一多半沒路燈，但都不算什麼，想到躺在防空洞某個角落的三麻袋寶貝，而我們正年青，什麼也沒有，隻有勇氣和力氣。最主要的，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對大地、對海洋、星空，對人生、對社會、對知識有執著、忘命的求索和追求——接近午夜，幾乎是輕鬆愉快地抵達洞口。路上也碰上過巡邏隊，用電筒照照我們肮髒的衣著嘴臉，車上那些垃圾，還以為我們是拚命幹革命，半夜才回家。
沒費多大事，裝車就緒。書碼車箱底上蓋麻袋，再蓋稻草，垃圾什麼的，差不多裝滿了一車。隻是人算不如天算，輕鬆並不等於安全，正如金錢，落袋也不一定為安。剛順著湘江走了幾百米，左側卷子突然轉出一隊辦事處級的五人巡邏隊（臨近過年，各級加強了巡防）。三男兩女，一胖大姐喝問：半夜三更，幹什麼的！水西操一口還過得去的遵義土話，說是環衛站的，和朋友（指了指我）在丈母娘家酒喝多了，現在回站。胖大姐借路燈看了看車箱，似乎聞到不好聞的味。不耐煩地喝道：鬼才相信你們，把垃圾倒了（她指了指湘江河，那年月不知環保為何物，雖然大些的地級市，即地區也有所謂“環保站”，垃圾卻是可以隨便倒的。當然那時大中城市人口、垃圾不及如今十之一），把車子拉到辦事處候審。原來她是懷疑這輛板車，懷疑我們是偷來的。其實也差不多，但要命的是車上的東西。
水西悄悄告我：倒掉！左邊路旁就有個口子直通河裏。拉車跟他們走，我有辦法。我說那可是河水，東西下去就完了。他說沒事，再去搞。猶豫了幾秒鍾，我確定，不能淹書，人怎麼都行。不再商量，我走上前大聲地用安順家鄉話叫：裏邊都是書，我們偷來的！我們跟你們走。
幾人遂如臨大敵，亮出梭標，吹起哨子呼來同伴，十餘人把我們人車押到附近的中山路派出所。進得一個平房大院，板車放屋簷下，天上下著毛毛雨，我倆蹲在冰冷的院中，有小頭目進正房和值班警察交接。半小時後，正房中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警察叫我們進去。屋裏不大，也就二十來平米，有幾排辦公桌，中央一個鐵爐子燒得正旺，溫暖無比。那警察問了一通例行問題，態度並不嚴厲，也沒有記錄，也許案情清楚，人贓俱獲（實為自願交贓），剛才已交接明白。也許這案由相當少見，在那個連溫飽都保不齊的年代，居然有兩個年青人（一個工人、一個知青）處心積慮地幹這種孔乙己式的營生，總有些有悖情理？後來我一直懷疑這位公安大叔知道我們的身份和案底後，故意將我們叫進那溫暖的正房辦公室，讓我們少挨凍（假若我們是一般的盜賊或流氓，說不定會在外麵蹲一夜。若是政治犯、大刑事犯，可能當夜就押走了）。八十年代初我因撰寫有關清代學者鄭珍（子尹）的論文逗留遵義，曾到該派出所尋找這位警察，找不到線索。當時哪敢問人家貴姓，似乎又不興警號？此時離天亮也隻有兩三個小時了，詢問完後，便讓我們倆在一張長木椅上坐著打盹。也沒有捆或銬，直到早上天亮後按當時慣例由收容所來人把我們帶走。進了收容所，也沒有對我們進行搜身。隻是因戶口所在地不同，我們在收容所是分別關押，不知在哪個環節，水西居然將一厚冊司各特的長篇《皇家獵宮》夾帶在身上，帶出收容所（幾天後堿廠來人把他領了出去），後來給了我。可惜經書友們輾轉傳閱，這次行動中碩果僅存的寶貝也不知流落何人之手矣。
收容所，這個中國現代史上的怪胎，多少年後終於被冤死其中的孫氏大學生們及鞭撻呼喊的有良知的南方媒體朋友們用血和淚打掉了！這是人權、法理，也即普世價值的勝利。正義的犧牲遲早會有報償，例如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我從自己十多天的親曆證實，那種地方不論當時、之前還是以後都是人間地獄。陽光照不到，暖風吹不進，人落其中，不要說比寵物，比野狗、餓狼、蛆蟲都不如。
監獄自古有之。不能說何時何地都正規，但多少還有些常製。“收容”本孽生謬種，必無法無天。那地方連地名都很恐怖，僅以黔渝一線為例，貴陽在豺狗灣，重慶叫二虎衙，遵義稱雷公山，又呼雷打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