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想我們能不能通過長時段的研究，重新撰寫鄉民社會的日常生活史。大家知道，生活史與政治史相比，前者發生變化的周期較長，後者發生變化的周期較短，王朝政權急遽更迭改換了，民眾生活卻依然照舊。所以鄉民生活史的再現和書寫，必須以長時段的周期為觀照視域，憑借區域學的整合觀照優勢，改變過去單一民族的曆史書寫敘事方法，才能看出百姓倫常日用變化的生命規律，了解文化調適的真實意義，再現地域生活中多民族(族群)共同性與多樣性並存的互動交流的完整曆史。以鄉民村落日常生活史為基礎，可逐層分析經濟、政治、藝術、宗教等與人的存在方式有關的複雜社會結構，揭示國家與地方相互交涉所形成的地方禮法秩序運作機製原理，力爭以地域學研究的方式超越西方年鑒學派。更明白地說，憑借大量具有係統性、歸戶性特征的契約文書，同時參考各種官修私撰典籍文獻，我們完全可以結合地質地貌、氣候物種、生態環境、地方禮俗秩序、鄉民日常生活，以及中層管理製度的上下溝通作用，國家權力與地方經驗的耦合方式，做出縱向橫向多方麵立體結構的綜合性分析，彌補既往學者撰寫中國通史的不足，填補華夏文明西南史地研究薄弱的學術空白。
通觀中國曆史即不難看到，明代以前，譬如漢武帝的時代，至少在司馬遷的筆下，西北學和西南學是同樣重要的，國家在大力經營西北的同時，也在積極有為地經營西南，包括夜郎問題、南越問題，都必須著眼於西漢帝國整體邊疆體係的建立來加以觀察和解決。解決夜郎問題不僅著眼於夜郎問題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南越問題。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進行觀察，西北與西南的形勢變化可說是相伏相倚，西南學和西北學在王朝國家的視野中也是同樣重要的。當然，從整體上看，西北邊疆危機較多，西南邊疆危機較少，所以西北學更多地壓倒了西南學。宋室南渡以後，權力中心南移，穩定南方才能從容應對北方，西南學一時又顯得比較突出了。明代開國以後，西南地區的蒙古勢力極為強大，一旦與西北蒙古聯成腹形包圍圈，就會構成夾擊中央王朝的巨大威脅力量，所以西南學和西北學一樣，它們都受到了士大夫群體的廣泛關注。隻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西北邊疆危機更為深重，加上敦煌文書和大量漢簡的發現，西北學才明顯壓倒西南學。抗日戰爭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南遷，學術重心南移，西南學重又興起。隻是今天從整體上看，依然是西北學強，西南學弱。我們今天是不是可以通過數量頗豐的清水江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將西南學提升至與西北學同樣重要的地位呢？我想答案當是肯定的。西南學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研究成果，將西南地區民族交流與融合的經驗，上升為國家話語經驗，從而更好地化解民族衝突，處理好民族自治問題，並憑借東方特有的氏族融合成功的曆史經驗，更為積極地向國際社會類似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最後，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做到三個“一”。首先是培養一批人才隊伍，形成強大的學科研究群體，推動貴州大學乃至貴州全省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其次，要出一批高質量、高水準的學術研究成果，如剛才封校長所講給國家規劃辦交一份滿意的答卷；第三是通過未來五年的努力，力爭形成一門國際的地域學科——清水江學。也就是說，希望通過我們深廣紮實的基礎性研究，憑借其他兄弟院校如凱裏學院共同努力所創造的學術成果，如同已經頗受世人矚目的敦煌學和徽學一樣，共同將清水江學建設成一門國際性的專門學科。在研究上我們將持無限開放的態度，無論海內外的科研人才，都歡迎參加我們的研究隊伍，形成多元多方、良性互動的健康發展局麵，催生國際性學問所應有的雍榮華貴氣派。概括地說，出一批高水準的專家，出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一門專門性的國際學問——清水江學。這是我們現在的學術夢想，相信夢想一定能變為現實。
借此機會，還想感謝各兄弟院教和科研單位特別是貴州民族學院、貴州民族研究所、貴州師範大學、貴州社科院長期一貫的支持，對世代珍藏保護契約文書的鄉民和廣大的檔案工作者更加表示由衷的敬意！缺少了他們的支持和幫助，便難以想象有如此珍貴係統的文書可供世人查閱和研究。
主持人：感謝張新民老師很重要的發言，做了一個清晰具體的介紹。下麵我們請到會的知名專家作主題發言，首先請貴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長馮祖貽研究員發表高見。
馮祖貽：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讓我來學習。知道貴州大學在清水江研究方麵已經取得了眾多成果，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對清水江文書的認識，應該說，已經引起了全國的關注，事實上剛才我們的張院長也談到了這一點。欒成顯講得好，是繼徽學以後的又一個重大發現。我感到，他是說徽學——盡管從敦煌文獻開始，然後是徽學——第三就是清水江文書。二十世紀以後，從全國範圍來說，文書資料的發現，我們所能見到的就是這三大文書係統。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