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文書整理工作十分繁重，我們分成幾個步驟來展開：一是我們必須有圖版，圖版保持原貌，進行精心編目排比。類似的工作，中山大學也做了，做得非常好，影響也很大，但是他們沒有錄文工作。錄文是我們第二個方麵的工作，我們是在圖版的基礎上再做錄文，目的仍然是為了方便學者的使用。第三就是考釋工作，這是在錄文基礎上進行考釋。按照徽學專家欒成顯先生的看法，錄文特別是考釋本身就是極為重要的研究工作了。當然，考釋工作也碰到許多困難，主要是特殊稱謂、專有名詞、俚語俗語、專有量詞的釋讀方麵，由漢字記錄的侗語、侗音、苗語、苗音，其中也有侗語、苗語的混用情況，需要花費大量精力進行解讀。為了克服上述困難，今年（2011）四月我們專門到清水江流域，深入到當地坌處、遠口、高釀、鮑塘等鄉鎮村寨，展開了深入細致的田野考察。同時又跟當地苗學會、侗學會專家舉行了為期三天的調研座談，認真聽取了相關的鄉土知識方麵的意見，收獲很大，解決問題很多。從調研返回途中，我們又在凱裏銀盤山與以徐曉光教授為首的凱裏學院課題組專家進行了專門座談。他們發表了很多指導性的意見，我們感到收獲很大。我們前往當地開展田野調查的具體次數已難以記憶，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收獲和體會。
通過田野作業獲取的調研成果，已經反映在我們的文書考釋中了，北京的相關專家在看過之後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如果僅僅出版圖版，我們的成果早就出來了。現在除了圖版以外，我們全部文書的錄文工作已經做完，考釋工作也在加緊進行。明年上半年，第一批成果兩千件文書大體定稿。我們計劃要做一萬六千件文書整理出版的，但國家給我們的經費隻有這麼多，不少省內外的同行專家都認為太少了，站在國家層麵來講，搶救、整理、編纂和出版如此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理解當然地應有更大的經費投入。所以，我們已決定放棄原有的計劃，以六千件文書的整理出版量為目標，以六千件文書的整理工作量來結題。以後更多的整理出版工作，希望其他省內外兄弟院校來主動承擔，其他的年青學者來主動完成，我作為過渡人物的使命就算完成了。所以，我們爭取在明年底把六千件文件的整理工作做完，任務完成之後我就當潛心自己的學術工作了。
出版經費的問題我們也在多方籌集，碰到的困難的確不少。我想，以一流的文獻整理成果貢獻社會，回饋清水江兩岸的鄉親父老，首要的一條就是係統化，係統化才能全麵反映出文書固有的學術研究價值；其次則為必須注意它的完整性，任何人為的割裂或分散保管都有可能減損文書的史料價值。最後就是必須注意保護它的歸戶性，不能讓文書成為無來源根據的空中飄蕩物，那會極大地破壞文書的研究利用價值。
允許我再多占用大家一點時間，特別強調一下歸戶性的重要，因為它關係文書價值評估的高低甚大。徽州文書就是因為流失分散，甚至後來完全市場化運作，成為脫離原有來源地的無身分的漂流物，導致了歸戶性的喪失，造成了更為巨大的、難以估量的學術損失。為什麼歸戶性如此重要呢？因為歸戶性就相當於考古學的地層發掘依據，考古文物出土以後，無論如何也不能丟失出土地點來源信息，更不能缺少地層疊壓所造成的年代學判斷依據。這是大家都通曉的常識。譬如我手中有一個文物，但卻不知道它的出土來源地，更不了解它的地層年代學依據，無論文化信息的鏈條還是學術研究的參照旁證都完全受到人為的軋斷或擱置，試想文物的研究利用價值是否會受到極大的損害呢？難道成批成批的文書丟失了歸戶性，抹去了內涵在其中的大量學術信息，不也麵臨著同樣的窘境，會造成巨大的學術災難嗎？
正是有鑒於此，我們才在文書的整理過程中，采取小心翼翼的態度，力圖彌補徽州文書喪失歸戶性的缺憾，無論文書的來源地或文書的持有人，我們都嚴謹認真地逐條著錄。而文書征集者和歸類入檔後的卷宗編號，我們也要采取必要的方式加以說明。這也是對世代珍藏文書的父老鄉親和檔案工作者表示尊敬的一種方式，麵對他們總會油然升起一種感激之情。我們拿到如實公布的每一份契約文書，不僅在時間上可以準確定位，而且在空間上也能夠可靠定位，我們決不打亂原有的家族排列秩序，總是想提供更多的鄉村生活的真實信息，還原民間交往方式的真實圖景，提供從基層社會觀察王朝帝國的窗口，了解鄉民生存狀況與國家權力的政治結構關係。缺少了歸戶性的交待或說明，當然就難以判斷家族血緣組織秩序或宗法分布結構秩序，避免空間錯位或時間淆亂可能導致的認知偏差，自然會節約研究者的時間和精力，方便他們發表有更多紮實史料為依據的學術成果。可見歸戶性所包含的年代和空間定位問題，仍然是幫助我們把握和獲取文書一切可能具有的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