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文書以土地買賣和典當契約為大宗，但也有不少婚書或休書。休書又有休妻與休妾兩類，不僅有男休女，甚至有女休男，後者主要反映了當地苗侗民族不落夫家的習俗，是與漢地有別的另外一套婚姻禮俗係統，反映了少數民族獨特的戀愛觀和婚姻觀，也是文化運作機製必不可少的構成因素之一。婚姻的後麵不僅是兩個人的單獨行為，實際牽涉家族之間的交往與協商，協商的過程也是禮俗秩序不斷展開和實現的過程，體現了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情感交往和聯結方式，提供了大量難得的文化人類學解讀的信息。舉這些例證無非是想說明文書的史料價值和我們的研究思路，更詳盡的學術選擇目標當參看我們的各個子課題介紹。
根據提供給與會專家的十二個專題展開研究，我們的最終的目標是如實呈現清水江地區的複雜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過程，幫助人們更好地了解多姿多彩的華夏文明的總體複雜結構麵貌和差序格局地域麵相；同時也客觀揭示作為西南地區極為重要的文化大走廊的清水江，它在曆史上所發揮的溝通東西南北文化的重要通道作用。依據現有的考古材料分析，清水江作為一種河流文明，盡管從國家視野出發，當地長期都是“外化”或“生界”的失控區，不能不是具有“殊俗”文化特征的“異域”，但自先秦以來，它仍具有突出的文化走廊的地緣戰略意義，發揮了聯結多種文化區域板塊並促其互動交流的功能。從今湖南境內溯沅江而上，再折入清水江，即可進入今貴州東南部腹地。與此同時，沿江之古驛道也很早就得以開辟，無論水路陸路，均可憑借驛道，將其交往的路徑向南延伸至雲南乃至東南亞地區；而由清水江入沅江再彙入洞庭湖，又可向北經長江、運河連接更廣大的文化區域，成為邊緣與中心相互聯結的一大重要紐帶。換句話說，清水江及其所聯結的水道交通要道，實際也是西南與中原相互交流往來的重要樞管，構成了王朝帝國龐大交通網絡體係——當然也可看成是國家權力體係的地緣性延伸——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清初多以“千裏苗疆”概稱清水江兩岸這一湘黔毗鄰狹長廣袤地帶，“開辟苗疆”又為當時震動朝野上下的絕大政治軍事事件，因此，我們又可將清水江文化走廊稱為“苗疆走廊”，或徑直依據族群分布和文化交流特征，稱其為“漢侗苗文化走廊”，當是“藏彝走廊”之外的又一重要民族文化交流走廊。
如同清水江的江水不斷地流動一樣，民族走廓的特殊地位也促進了涉及經濟文化各個方麵的人、財、物的流動。因此，憑借民族文化走廊的特殊觀照視域，我們將可以更好地研究民族遷徙、文化交流、經濟往來等諸多方麵的情況，看到不同區域之間的民族文化實體消長互動及磨合認同的具體運作方式。而國家權力介入之後所發揮的巨大整合功能，也必然借助於民族文化走廊固有的交通便利及其所產生的認同與區分的傾向。一條流動的江水聯結眾多的異文化族群區，不能不有眾多的研究題域刺激我們的探知熱情。然而反觀過去的漢語文獻記載，概括地說，一方麵清水江流域長期以來都是華夏文明中心區域的邊緣地帶，漢文化語境中的描述與研究始終顯得不夠，一方麵當地很早以來便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衝突、融合的文化核心區，必須依據新材料作出客觀合理的再分析或再評價。至少南方與北方文化或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的長期交流往來，國家和地方及地方與地方之間的溝通互動，以及地方族群之間認同與區分邊界的移動變化，對照比讀大量的契約文書及官私文獻記載，我們正好可以從中找到華夏文明中心與邊緣不斷重新移動、改變、組合的客觀事實，獲取與大一統秩序建構活動有關的西南邊疆體係經營開發的具體曆史事例，了解邊地民族接受或拒斥國家意識或禮法教化秩序的反應調節機製，看到國家政治整合統一與文化紛彩多元的複雜差序地理格局，從而更好地認識政治與文化中國的整體結構特征，摸清邊緣與中心邊界的調整移動與磨合變動過程。
正是有鑒於此，所以我們一貫提倡不僅要從王朝政權中心看中國，同時也要從王朝政權四周看中國，我們相信完整的中國是由中心與四周共同組成的，中心與四周從來都是誰也離不開誰的關係。我們需要培養上下遠近層層比較互觀的學術眼光，才能更好地將整體而全程的中國社會曆史十字打開般地呈現給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