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過數量頗豐的契約文書，特別是憑借係統性、完整性、歸戶性等文書特有的諸多信息要素，我們才可以更好地研究社會變遷、文化調適、經濟隆替、財富轉移、地權運動、婚姻結構、族群組合、人口流動等一條列的重大學術問題。必須指出的是，社會結構是極為複雜，可以觀察它的內部運作秩序，也不妨考察它的外部耦合秩序，既要看到上與下的縱向結構關係，也要分析左與右的橫向流動方式。一定的時間空間關係和社會變遷過程結合，不能不有長時段、大跨度的宏闊觀照眼光，也需要定時、定點的局部微觀的分析，前提都是必須審慎、客觀、可靠、準確地積累或甄采史料。
近年來，我們和敦煌文書研究中心也有所聯係，希望憑借他們的成功經驗將文書整理工作做得更好。敦煌文書盡管整理了近百年，研究成果也積累了近百年，但在文書解讀訓釋方麵，依然有許多問題沒有把握。隨便舉個例子，譬如文書圖版的長寬尺寸要不要說明或記錄，整理研究敦煌文書的學者堅持一定要交待或說明。我們現在做不做類似的工作，不做當然會丟失很多文化信息，要做我們缺乏專門的設備。敦煌文書的研究者有日本進口的專門儀器，文書一放上去，尺寸馬上就出來，相片馬上也出來。我們經費匱乏，無力購置同樣的設備。受多方麵條件的限製，有待解決的困難實在太多。人家做了幾十、上百年，都不能保證不出錯，我們是後來者，缺乏前期經驗，團隊群體實際仍很稚嫩，當然感到壓力很大。怎麼高質量的完成課題，如何整理公布就是一大考量。契約文書的整理和一般古籍文獻的整理，二者之間既有聯係也有區別，碰到的問題不盡相當，解決的方法也不完全一致，需要發揮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共同克服碰到的挑戰和困難。
第三，是有關研究方麵的一些設想。我們原先論證設計並上報國家社科規劃辦的課題，主要有三個關鍵詞：搶救、整理、研究。正式公布時，去掉了搶救，所以我們原來的設計方案共有八個子課題，都以搶救為中心而兼及整理和研究。現在的重點既然不在搶救，而在整理與研究，我們原有的設計方案當然就有必要重新調整。現在提交大家審閱的十二個研究專題，就是我們重新調整的一個提示性的大綱。嚴格說還不成熟完善，尚需大家反複討論修改，不僅敷暢為新論，而且發揚為宏文。研究工作涉及曆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需要不同專業的學者共同努力，多學科交叉互滲互透，一旦深入文書背後深廣複雜的社會文化天地，就會感到我們麵對的是一個全息性的民眾生活圖景。需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亟待墾殖的荒地太廣，不僅文書學本身的研究極為重要，而且新領域的開拓也勢在必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提出在苗疆重新發現曆史的命題。別的姑且不論，至少我知道，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傳統帝國賴以生存的民間社會如何運作的大秘密。
當然，文書學(包括史料的爬疏)本身的研究，仍然是其他研究的一個初步起點。譬如，清水江文書與徽州文書的比較研究，以及它與福建文書的比較研究等等，都有必要做出專門性的探討，有必要展開深入廣泛的討論。因為清水江文書的史料價值定位，它在文書學係統中的總體意義評估，都應該放到全國範圍內進行觀察，才能作出較為客觀公允的判斷。其中一些特殊珍貴史料，如我們意外地發現了在天柱文書中的魚鱗圖冊，文書學家欒成顯先生看了都吃驚。這就足以說明王朝中賦役製度已深入到西南腹地，反映了當地從異域到邊疆再到內地的巨大社會轉型過程。通過契約文書等大量民間資料來研究傳統賦役製度，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國家權力規約下的“死”的典章製度的空洞條文規定，而且能夠展示國家典度製度下貫民間社會後必然產生的“活”的經驗形態。也就是說，國家製度既有抽象的靜態的不變的一麵，也有落實到地方後經驗的動態的變化的一麵，我們必須兩頭打通互觀，既關注國家權力意誌的下貫，也重視地方活態經驗的上移，才能一窺國家與地方長期複雜互動的曆史真實性。譬如國家賦役製度是如何執行下貫的，如何經過眾多中間環節推廣落實的？它又如何變成具體的活生生的社會行為，如何融入鄉民的日常生活，甚至改變個人或家族的命運形態的？它的國家權力形態與地方經驗形態的聯係與區分的關鍵點究竟是什麼，我們如何從中找到一種既有地方微觀個案又有國家宏觀結構的分析解讀模式？地方經驗與國家話語之間的溝通渠道是如何產生和運作的？我想，隻要一方麵從國家看地方，一方麵又從地方看國家，國家的製度形式和地方的經驗形態，二者之間無論是下貫或上移，我們都同時予以高度的重視，就一定能憑借紮實的史料功夫，獲取由新材料導出新問題，並不斷開辟解決新途徑的重大學術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