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發言之內容，主要為如何重新發現已被遮蔽之苗疆曆史，如何還複清水江文明之本來真實，如何重現百姓日常生活世界之具體麵相，如何了解中國文化紮根之鄉土社會。大意為清水江文明乃華夏文明不可或缺之重要組成部分，華夏文明實乃集多數地緣文明組合而成之文明。所謂組合當然為有生命之機體式組合，而非無生命之機械式拚接。因此，大有必要重視結構之分析，關注結構內部之交織互動關係。易言之，不僅要從國家看地方，亦要從地方看國家，兼顧上、中、下三層理論。上層理論必須隨時注意國家之邊疆經營方略及其行為方法，中層理論尚有必要考慮地方行政機構之管理模式及其施政特點，下層理論則需重視地方民眾勞作、生活、交往、信仰等行為構成之日常生活世界，分析其現象學發生機製及秩序化特點。錯綜複雜、變化萬千之國家政治事件史固然值得關注，穩定可靠、長久持續之民眾生活史亦不可忽略。而大量地契、林契之發現，恰好有裨於百姓生活史之還原，呈現華夏民族全麵而具體之曆史進程及其地域麵相，揭示大傳統文化紮根之民間土壤運作機製及其環境生態內容。反之，任何局部都是與整體關聯之局部，了解整體亦為了解局部之必要前提，故研究清水江文明史或鄉土社會生活史，又必須顧及華夏民族之整體史。二者比照互觀，或從局部看整體，或從整體看局部，正可謂詮釋之循環，當作為方法論大力提倡。
餘又雲：清水江文明之特質究竟為何？據餘之長期調查判斷，實乃複合型文明，亦不妨稱為多元文明。苗侗兩族所創造之文化固然為當地之主體文化，具有鮮明之地緣特色或民族特色，然亦糅入大量漢文化因子，無論儒道釋三家孰重孰輕，其文化構成比例及其事相特征均極為突出。而清水江憑借其航行之便利條件，實乃各種文化碰撞、磨合、吸收、融彙之最佳試驗場。揆諸明清兩代曆史，一方麵漢文化持繼不斷地湧入，成功滲透於本土民族文化之中；一方麵本土民族文化亦頑強延續，積極有效地改塑或重組漢族文化。故謂之為采借可，謂之為整合亦無不可。要皆證明無孤立封閉單元發展之文化，惟有相互交流涵化共同發展之文化。而總結其曆史經驗，無論得失利弊，斑斑史跡俱在，非特有利於了解吾國曆史文化之發展趨勢或演進曆程，而且亦可轉供今日建構所謂地球村民族交往模式選擇或參考，代表主體間性多元文化成功融合之典型範例，說明邊疆治理“王化”策略之成功。今日國際社會欲化解民族(宗教)衝突，中國經驗仍可為其提供有效解決之路徑。而無所不在之國家認同，亦為苗疆民眾之主動選擇。尤其華夏文化身份之選擇，無論自覺或不自覺，乃至出於策略利用或情感歸依，在在均足以說明國家“王化”開發拓殖力量之巨大，體現地方民眾生存或生活智慧之高明，反映國家與地方互動關係之微妙，大小傳統交流渠道之多樣，不能不成為清水江文明史研究之一大重要論域。
清水江文明史形態生動多樣，必須采取文獻與田野互證之方法，走出一條雙語或多語(如苗侗漢語)互證之解釋學新路徑，力求多方比勘對照，反複折衷互詮，以求獲取更可靠之實證成果。餘最近之所以提出重新發現苗疆曆史，乃是有感於書缺有間，文獻記載簡略，地方史跡若明若昧，清水江文明史大多沉晦不彰，乃至早已為人淡化遺忘，不能不憑借知識考古學之方法鉤沉發覆，以證長江中上遊文明仍有其可圈可點之處。舉例言之，清人視域中之邊疆治理大事，足以震動朝野上下者，乃至奏折廷議堆積如山者，長期以來以為凡有三件，均主要發生於康雍年間。一即開辟苗疆，再為經營西北，三乃收複台灣。三事互衡互較，清人以為開辟苗疆厥功最偉，不僅因為用兵時間長，奏議多，而且以為收獲大，功烈巨。試問何以如此？答曰：殊方異域，鹹入版圖，朝野上下紛紛上奏獻策，舉一國之力經之營之，最終則“生苗”化“熟苗”，“熟苗”化“民人”，“邊地”變“內域”，“新疆”變“舊邦”，清人豈能不視為邊疆治理之一大盛事乎？然晚近學者撰作通史，無論經營西北或收複台灣，均津津樂道，敘之綦詳，載之甚夥，惟一涉及開辟苗疆，則語默如諱，噤若寒蟬。偶見一、二論文，則多視為孤立之改土歸流事件，不知實乃西南、西北、東南相互關聯之國家治邊施政方略，尤其善後經營貫穿有清一代曆史，數千年“言類侏離”之地，竟成為多民族和睦相處之示範區，誠可謂當時後來之一大國是問題。不謂其為清人治邊之成就，不指出今人治史多有遺忘，學界一概對此始終不聞不問，又曷能對後世他人有所交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