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明一代以後，延至清初大規模開辟苗疆，雖難免霸道暴力流血，而終讓位於撫主剿輔。王道政治盡管時遭錯置，然終將展現為曆史主流。而論其地緣因素，天柱實為儒家文化之首要轉輸區，清水江亦為文化幅射之一大通道，則又證諸史籍即可知之也。尤其清初憑借國家力量，疏浚清水江險危河段，航運負載能力明顯加強，其文化走廊功用愈加突出。惟大量考古村料證明，王朝國家力量介入當地之前，世居民族已憑借清水江交通便利，形成聯結南北，橫貫東西，聯結眾多族類生活群體，足可自成一區域文明，範圍極為廣袤之文化交流圈。據此則清初疏浚清水江，其“官道”色彩明顯加強；而此前則民間交流亦亟頻繁，則不妨稱其為“民道”。而無論“官道”或“民道”，千年流淌之清水江，實不愧為苗疆人民之母親河，其所創造養育之兩岸文明，已足可令世人稱羨，自可徑將其稱為“苗疆走廊”文明。可謂隨江水之流動而流動之文明，經流動而不斷變遷發展之文明。而天柱位處開發較早之清水江下遊，較諸清初始設之新疆六廳，當地不僅文化風氣日趨漢化，即書院數量亦逐漸增多。其中如居仁書院、循禮書院、龍泉書院、白雲書院、邦洞學館等，均培養不少地方精英人才，雖未必就形成一範圍廣大之士紳階層，然皆樂於接受或利用正統儒家漢文化，汲汲於提倡風雅，欣欣然鼓吹休明。數量不少之地方精英群體，或為閭裏楷模，或為鄉族表率，嘉言懿訓，垂範四鄰，乃至戶誦家弦，彬彬然風氣大變。據雲當地遠口鎮鸕鶿渡口，即有一大戶吳水祿，非特家族多出舉人進士，且憑借木商生意富甲一方。其家族莊園大門，嚐大書聯語一幅雲：
財蓋清江橫放金獅能斷水，
文登榜首連科進士可通天。
吳永祿乃乾嘉時期人，實可謂經商而通儒之大豪族，故並不諱言其家財之富有，更樂於誇耀其科舉之功名，重視正統道德資源之占有，懷抱文化正當性之訴求。足證儒家價值之傳播，非但涵化出一批讀書士子，且亦催生大量商紳，形成區域經濟文化之一大特色。而商人之身分地位，亦迥然高出於農之上。則清水江兩岸社會及其所負載之經濟文化之發展，大體皆可視為人財物皆隨江水之奔淌而不斷流動之結果。而邊地化變成內疆，異域亦再造為舊邦，透過清水流域社會經濟文化之變遷，亦不難看出廣袤強盛統一之王朝帝國，始終表現出無遠不屆之力量，構成國家與地方交織互動之複雜關係。難怪康熙年間天柱知縣王複宗嚐有言雲：“皇上天威遐暢，山無伏莽，海不揚波，晏平莫可尚已。”其神情口吻躍然於紙上者，無非為國家話語之驕狂傲慢。可證儒家由一己之修身而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何嚐不希望其所抱持之道德理想層層向外推展落實，而實際之結果往往則是其所抱持之道德價值層層向外遞減衰弱。國家之罪惡與國家之必要，似乎永遠吊詭式地矛盾而統一。惟從長時段視野判斷，王朝力量介入所導致之苗疆再造或變遷，仍有裨於族群之交流與互動；而社會文化之變遷盡管深刻而巨大，固有之民族禮俗風規依然大量孑遺和保留。所謂“一邑之內，民行有當興者，躬行以倡之；民俗有當革者，率眾以除之。以詩書為必可法，毋安固陋也；以仁義為必可行，毋事涼薄也。務使怠惰者奮興，梗頑者知化，馳騁於道德之林，優遊乎聖賢之域，土習民風，蒸蒸日上，黼黻休明，於以輝光國史不難矣。”具見地方大綱政要舉措，雖必然體現國家權力意誌，然主導者仍為行政理性，而非暴橫蠻力強加。蓋從理想層麵看，農安耕鑿，士樂詩書，駸駸乎入於人文盛境，從來皆為儒家之價值理念。而從現實層麵觀，則儒家價值浸淫化導之功，無論間接或直接，均正麵進入當地倫理體係核心吃緊之處，影響其禮俗行為與交往方式，其作用與意義絕不可輕易低估也。故曰天道假其私而行大公，當亦理性狡獪之一大方式耶？而當地經濟文化之發展，僅從商人最為仰慕之科舉聲名看，明清兩代，天柱一縣之地，即有進士四人，舉人二十人。戊戌維新期間，康梁公車上書，當地舉人參與茲事者，居然亦有四人。雖然從整體看，科考數量規模仍嫌狹小，乃至根本難敵江南任何一郡縣，然畢竟天啟斯文，大有破天荒意味。中原邊地一體化之發展趨勢，無論衡以何種因素，均愈往後即愈明顯，則又斷然無疑義也。
今日佇立侗族古橋遺址，遙想三百年前苗疆開辟情景，不能不感慨時光遞嬗，遷流靡定，惟勢所適，順之則昌。當年烽煙四起，戾氣遍布，雖殺戮暴虐施於一時，戰場屍骨層層堆放，然戰火終必讓位於炊篝，幹戈皆轉化為玉帛，兵家亦衍生為文德，遂重開百年和好親睦之局，再現交流欣融之象。依據孔子實與而文不與之史筆義法，出於曆史智慧之判斷，亦可謂天道好生而不廢殺，然一皆以善為終極目標。以仁為本，以道匡之，以義治之，方為正法。一旦暴力僭越道德，手段侵淩目的，隻知殺人而不知安人，則無論知我罪我，皆必須嚴厲批判，雖千萬人亦必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