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同薩義德《東方學》一書所提示，西方人表麵皆為研究東方而研究東方，為獲取東方知識而獲取東方知識，實質則憑借研究及其所獲取之知識，不斷抹黑東方，妖魔化東方。而無論抹黑或妖魔化，暗含目的則為征服東方，改造東方。就西方與東方落差甚大之價值梯級而言，西方人理性、和平、寬容、大度、合乎邏輯，東方人則幼稚、好鬥、偏見、狹隘，後者相對前者永遠皆為一他者化之異域，此正可謂西方之東方主義。餘近來發現日本學者筆下之清水江研究，也存在類似問題，可稱為日本之東方主義，不能不引起國人之高度重視。餘之研究取向，則主張反其道而行之，以客觀事實為前提，尊重地方少數民族之生存智慧，理理其文化選擇，表彰其文明創造，實出文化交流融合之整體地緣麵相，反思暴力衝實矛盾之局部流血過程。看到前者實為主流，後者則為伏流。文化發展之大趨勢從來皆為交流與融合，誰也無法任意抹黑此一基本事實。
餘又以為，清水江支流多，流經地域廣，形成複雜之灌溉運輸網絡；又經沅江連長江銜運河，貫通南北大部分中國，實已納入全國市場體係，成為極重要之苗侗漢文化交流走廊。透過契約文書即不難看到，當地無論農業或林業，均頗為發達，二者相輔相成，形成混農林區域經濟，構成決定性生產部門。而地契與林契，亦與之對應，雖林林總總，均無不反映地方生活生產實情。其中農業溪流縱橫，田疇膏腴，稻穀肥美，糯米尤為著名。旱地作物種類甚多，收成亦極為可觀。而鄉民喜聚飲，幾至無人不沽，又好以美酒待客，演為習俗風尚，人多以酒鄉美譽之，不能不依賴於稻穀之豐產。木材則集種植、培育、砍伐、運輸、貿易為一體，雖深山大箐，舉凡杉木楠材，均可聳立於皇城殿堂之上，見諸貴族大家園苑之中，則不能不得力於清水江航運之便。而江南華胄賈商之白銀黃金，輒與木材之外流相反，乃逆清水江而上，源源滾滾不斷，亦彙聚於苗疆山寨農戶之家，成就一批勢力不小之地方紳商。而帝國龐大行政控製體係之下，實際尚隱藏有一巨大之商貿體係。國家理性力量盡管無所不在，民間社會力量亦活泉噴湧。帝國之一統化秩序運作，實有賴於地緣之相通有無；地緣之相道有無，亦有賴於帝國之一統化秩序運作。木材從種植砍伐到貿易成交，又由貿易成交到製具蓋屋，其間均牽涉利益之分配或再分配，關聯信用體係、倫理原則、商業精神等諸多問題，既有必要擴大研究題域涵蓋之地域範圍，又有必要深挖研究對象固有之結構關係。故探討清水江文明，發現苗疆各民族之曆史文化，實不能囿於清水江一地，限於苗疆腹地一隅，當以動態之眼光，開闊之視野，關注不斷擴大之地域交流互動範圍，重視層層疊合之社會文化關係。而以區域為單位，容攝眾多民族，比觀其互動交流之全程，較之蹐跼於單一民族，衡以封閉化之敘事撰史，其差異懸殊，殆又不必言矣。至於時間斷限，則有必要上下兩頭打頭，重視生活史長時段緩慢變遷特征，不能受製於王朝周期政治史結構。更直截地說，當以契約文書為基本史料，比照對讀各種官修私撰文獻，力求先在自明清以迄民國研究方麵取得重大創獲，然後再充分利用考古材料，向上貫通遠古至宋元之曆史，同時廣泛開展田野調查，向下聯接當代發展變化情況，最終則以“全景式”之研究方法，輔以合理而新穎之解釋模式，清晰展示完整之清水江文明史，再現華夏文明之地緣結構及開發演變之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