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再考察一下20世紀以來文書檔案的發掘與史學研究實際發展的關係，則更可明了文書檔案的研究價值。首先可以看到，文書檔案史料的運用促進了不少學科領域研究的發展。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著名的老一輩史學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開拓者之一傅衣淩先生，就開始注重民間契約文書等資料的搜集，運用這類資料，寫出論著，並倡導把這一方法應用到社會經濟史學的研究中去。他說：“誰都知道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應注重民間記錄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對於素為人所不道的商店賬簿、民間契約等等都珍重地保存、利用，供為研究的素材。在外國且有許多的專門學者，埋首於此項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貴的著作，而在我國則方正開始萌芽。本書對於此點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資料，大部分即從福建的地方誌、寺廟誌以及作者於民國二十八年夏間在永安黃曆鄉所發現的數百紙民間文約類輯而成，皆為外間所不經見的東西，這一個史料搜集法，為推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在傅先生的倡導之下，其後多有學者注重文書檔案等史料的搜集和運用，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研究長足發展，成為中外矚目的學派。在日本史學界也有同樣事例。日本著名中國史研究家仁井田陞教授於20世紀30年代寫出《唐宋法律文書研究》，其後又著《中國法製史研究》等係列論著，注重民間契約文書與基層社會史料的運用，開拓了中國法製史研究的新領域，成為中國法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法製史的研究十分興盛，參與學者之眾多，取得成果之豐碩，前所未有。其得益於大量明清文書檔案訴訟案卷的公布與利用，也是十分明顯的。如果沒有文書檔案訴訟資料，那種缺乏實例個案的法製史研究，恐怕是蒼白無力的。社會史方麵的研究也是如此。對於重視基層社會、倡導自下而上地闡釋曆史的社會史研究來說，鮮活而具體入微的文書檔案，更是絕好的史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書檔案資料的重大發現促成了新學科的誕生。20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曾有這樣的總結：“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這裏暫且不說敦煌文書的發現對敦煌學形成的重大作用和意義，以明清地方文書檔案而言，正是由於20世紀50年代以後徽州文書的大量麵世及其研究，而促進了徽學學科的形成和研究的發展。雖然不能把徽州文書與徽學二者等同起來，但徽州文書在徽學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回顧20世紀以來的學術發展史不難發現，史料發掘與史學研究，二者實為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新史觀的確立，理論上的革新，開拓了史料發掘的新視野；而新史料的重大發現則促進了新學問的誕生。徽州文書的重大發現促進了徽學學科的誕生是一個典型例子。
同任何史料的價值都不是絕對的一樣，文書檔案亦有它的不足。總體來看，遺存至今的文書檔案數量畢竟有限，很難反映曆史發展的背景與全貌，雖可進行微觀考察，而難以作出宏觀概括。實際上各種史料都有自己的特色，相互之間具有互補性。在實際研究中，必須提倡史料的綜合運用。盡管如此，文書檔案作為第一手資料應當引起研究者的特別關注，這是理所當然的。在史學研究倡導多維視角、多元參證的今天，明清地方文書檔案的研究價值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識。地方文書檔案已成為中國古代史史料構成的一個重要方麵。
本稿撰寫之際，封越健、王裕明、劉道勝諸位先生為文中所輯地方文書檔案的出版信息做了補充，謹致謝意。
（本稿原為“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而作，收載於《第一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此次發表又做了補充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