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水江流域天柱縣契約文書為中心的調查
張新民
一、引言
餘自2002年以來，便密切關注清水江文書之搶救整理情況。自知一介書生，歲月催老，餘日無多，況民間契約文書，事涉專門，成果已豐，決非餘之研究所長，晚年易轍改道，耗時費力，必難有所成就，而徒貽泛濫無歸之譏也。竊思之，若不旁騖他業，顓誌傳統思想文化領域，總結一生積累，以溫潤體貼之情，逐一攄誌成文，則自信所造必多，貢獻亦稍大矣。尤可歎息者，已成之書稿多部，皆鱗裝散亂，久藏筐篋，徒延歲時，無暇整理，難以出版，每深憾焉。故一麵對諸生，即內懷愧澀耳。蓋師尊不必弟子顯，師卑則弟子易為屈。師既無成就，弟子顏麵何光哉？土夫立身久已無範，世風亦隨之淺薄矣。然餘明知如此，仍舍長就短，耗費大量時間精力，上下奔走呼籲，數十次前往文書庋藏地調查，又輾轉翻閱大量文獻，論證文書史料價值，以為坐看一代文獻凋零，必難逃曆史罪責，雖忍人亦不足以形容之，又談何聞性與天道之旨耶？而既視其為性分內事，以為天命所在，不為即不忍，不忍即不仁，遂多方轉輾聯絡，力求玉成厥事，而終因私家力薄，乃集合眾力，及搶救征集，並整理公布出版，以厭世人之需求，壯大學界之陣容也。
清水江契約文書大量散落民間，紙質脆裂，文字易滅，故最為首要者即為蒐求，其次當為整理考釋，再次則為公布出版，最終化私藏為公用，天下學人皆可取用，而各自成就其專業也。故餘之所以關心茲事，實悚然於寶物幸存者有盡，散佚澌滅汲汲可危，蒐求之視其他諸事，不能不先列為急務矣。故餘之呼籲，亦以搶救整理為主，而各地政府部門之搶救工作，亦因此得以規模化、係統化。不數年間，入藏歸檔者竟逾十萬，文書從此長存天壤間，免去與草木同腐之厄，斯亦天不喪吾華夏文化之幸事也。
餘又以為，清水江文書數量之多，已足可與徽州文書、敦煌文書，並埒合稱為三大文書係統；惟研究成果欲與徽學、敦煌學相頡頏，則必專一以赴，急起直追，始可後來居上，蔚成清水江學專門學科。故2009年，餘嚐代表貴州大學中國書院，與天柱縣人政府達成合作協議，共同整理公布契約文書。蓋契約入藏檔案館，得以長留天壤間，固不失為一大好事，然倘若扃深錮，不能對外公開，徒令學界興歎，亦難免不留遺憾也。區區微願，則以此為契機，開創政、學兩界合作之局麵，擴大公共資源之利用開放範圍，促進鄉邦文化建設發展，俾治斯學者，皆有材料可依，有途徑可循，而不致貽笑學界，以為黔中學人胸量狹小，乃至非僅無識，亦根本無人也。而餘所訂之搶救理董原則，均反複強調原件一概留存當地，由政府及村民以多種形式，善加珍藏保管。理董工作隻依據照片或複印件著錄考釋，同時尊重文書持有人及征集者之利益，以適當之署名方式公諸世人，亦方便依照歸戶性特征田野調查。而餘之所以反複強調文書歸戶性之重要，亦取鑒古器物出土地點地層之於考古關係甚大，均有裨於史實之核準考證，不能不再三告諸吾國之治斯學者也。
中國史學之發展，固有待於方法之突破，考證之縝密，學問境界之提升，解讀範圍之擴充，問題意識之開拓，研究態度之嚴謹，然第一手史料之提供，亦為一大關鍵，決不可輕忽其觸媒之因緣。而餘之多年呼籲搶救文書，著眼處亦在中國史學之發展，凡古書已證明未證明者，無論否定或肯定，均必須多方取證材料。若一味馳馳騁新說，忽視基本之史料，則其說愈怪奇巧辯，其結論愈不可信。倘史料一旦獲取，則必須係統整理考釋，盡快公諸學界同好，以俾世人互資取用，催生更多學術成果也。惟整理考釋也者，工程浩繁巨大，涉及問題甚夥，雖聚集眾多青年才俊與役，仍頗感費時耗力。蓋開荒墾地，斬荊芟榛，欲其瓜果滿架，大樹蔥鬱蔭覆，必有前人勞作在先，後人始可乘涼受益也。比較言之，其中之一大困難，即為地方特殊俚語俗字之訓釋，尤其事涉苗侗兩族語言差異，孰當采敦當棄，往往未易遽得確證，非準確對音即不能解決問題。遂多次謀議前往當地集體調查，兼實地踏勘清水江兩岸村落分布情況，了解其既為苗疆走廊，則功能意義究竟何在，而終在今年(2011)四月一日至六日成行，形成以下調研報告，或可供世人酌考焉。
二、天柱縣地理沿革及其區位特點
為確保調研成果準確可靠，行前曾窮兩周之力，查閱當地相關資料，並隨手摘錄，彙為類別，以備比照核對之需。
餘欲前往調查之天柱縣，位於貴州省東部，分布於清水江西麵，東鄰湖南會同、芷江兩縣，南接黔省錦屏縣及湖南靖州縣，西連省內三穗縣，北靠湖南新晃縣。南齊時曾設東新市、南新市二縣，屬東牂牁郡。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設屯溪後溪千戶所，屬靖州衛。二十五年置天柱守禦千戶所，屬湖廣靖州。所謂“天柱”雲雲，乃以城北“石柱擎天”柱石山景觀得名。萬曆二十五年(1593)置天柱縣，與守禦千戶所同治，並析綏寧、會同二縣地益之。因縣址山形宛如鳳凰，民間又徑稱其為鳳城。建縣之前，天柱所吏目朱梓嚐“單騎入寨，宣布朝廷德化，許遵舊議建縣。二苗老(苗酋傅良嘴、陳文忠)率先，諸苗輸誠納款，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君。朱以苗裔歸附之誠，乃上便宜數十事，切中肯綮”。朱梓之所作所為，實乃國家認同之有意識引導，代表治理苗疆之“王化”策略，不妨視為以後不斷持續發生之“國家化”文化變遷象征性事件。而建縣之後，已為首任知縣之朱梓，複乃召集民眾修築縣城，“諸苗自行輸木興工，創堂宇二所，其文廟、明倫堂等項，各有人承造”。可見國家力量進入當地時間甚早，儒家價值植根當地速度亦頗快，乃至“易刀劍而牛犢，易左衽而冠裳，好勇習戰之風，日益丕變”，不僅國家認同不斷加強，即習俗風規亦大有變化，實乃中央王朝經營清水江流域之一大方略突破口，成為開辟其他所謂殊域異邦之一大文化轉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