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謂“士君子”還視這樣一個社會為一個“吉宅”，其人猶如“褌中之虱”，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齧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而一把火燒來，它們無處可逃，死於褲襠之中。而人亦“殘生害性，還為仇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所以疾病萌發而趨於死亡，禍亂四起而萬物被殘，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就是很好的例證。
我們可以看到阮籍對汙穢社會和所謂“君子”充滿深深的厭惡與憤慨，並對他們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抨擊。阮籍在否定了君子式的生存方式的同時，也否定了隱士、薪者式的生活方式。在《大人先生傳》中，阮籍對隱居山林“獸生禽死”糟蹋生命的頹廢隱士進行了嚴厲地批評，稱其“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的做法“何足言哉”；而對於“藏器於身，伏以俟時”，期盼著“先窮而後收”的薪者，阮籍則諄諄教導，告誡薪者道：“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希望薪者擺脫“世之名利”的牽累。
阮籍選擇的是一種“大人先生”式的生存方式。在阮籍看來，隻有“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製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的“大人先生”才能實現其“人且皆死我獨生”的終極理想。在阮籍眼中，大人先生“以萬裏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魁然獨存”，“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為正，陰陽為期”。在阮籍心中，大人先生不僅超越了社會和個體，而且超越了天地自然之限。大人先生“登乎太始之前，覽乎沕漠之初”，超越時間之限；“飄飄於四運，翻翱翔於八隅”，超越空間之限，從而達到“萬物一體”、“天地一體”之境界。那麼，要如何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呢？
首先，要“恬生靜死”。“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一切皆聽任自然，恬淡於生，平靜於死，不為物欲左右，從宜而安、泰然處之。隻有這樣才能自然而然，在社會變遷中處事不驚，心氣安然。在阮籍看來，人生旅途上的種種追求，往往都是適得其反的，“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與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貞”，認為害怕死亡而享樂人生的人就會喪失生命的真諦。人隻有“守本”即順乎自己的自然本性，才能在生死問題上獲得超脫，即所謂：“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阮籍規劃出了一條精神超越之路，指出在精神上超越生死，既是人順乎自然的結果，也是人“循自然，佳天地”的體現。
其次，要“適性”。在阮籍的眼中，人是由“氣”而生，人性由“五行”之性而定，故人性有剛柔，情有愛惡，這就勢必產生“得失”、“悔吝”、“吉凶”等衝突，損害性情的自然運作和發展。阮籍適時地提出“立仁義以定性，取蓍龜以製情”，有意識地製約情感的恣意，從而使人在自然的本性軌道上運行。要達到“適性”的要求，就要求人們必須“清虛”、“無欲”，據此來製禦那些違背人“性”之自然的過度欲望，“夫清虛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颻恍忽，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皦潔思存；恬淡無欲，則泰誌適情”。
最後，要“虛心”。所謂“虛心”，即是“不以萬物累心”，忘卻世俗社會的一切紛紛擾擾，徹底拋開精神的負擔，憂患不係於懷，從而使自己的心靈始終處於平和的狀態。在紅塵俗世之中，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穀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所以阮籍要求人們“虛心”於物，做到無欲無求。
社會中每個個體都能做到“恬生靜死”、“適性”和“虛心”，人們一切都順乎自然，利害、得失、禍福、生死，都不係於心，“明者不以智勝，暗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社會就會呈現一種和諧的狀態。在這種理想社會中，無貴賤，無富貧，無強弱，無愚暗，無奇聲淫色，社會和人回歸到“無君無臣，無貴無賤”的自然狀態。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處。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知不相易改，則無以亂起神。